归国之后，周恩来在各方面都给予了钱学森亲切细致的关怀，晚年的钱学森还激动地回忆起一件往事：1970年，中国第颗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前夕，周恩来总理召集相关的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临别之际，周恩来总理特意叫住了钱学森：“钱学森，你不要太累着了。”钱学森心中一热，连声回答：“总理，您比我要辛苦得多!”钱学森生前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个是自己的岳父蒋百里。
历史点评：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七届六中全会以后，杜老被“贬”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到1979年初调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其间有20多年不在“农口”(第67，96页)。正是这番经历给了他静心博览群书、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体察民情的机会(第111-113页)，所以不仅塑造了他此后参与和领导农村政策研究的风格，而且也赋予这本回忆录独特的魅力，那就是在对历史事件的述说中，不乏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实践认识的理论升华，处处闪耀着引人入胜的思想火花。
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述中，他反思自己最初赞同的理由和做过的讲话，并未因为后来经调查研究便不再“跟风”而文过饰非。同时他也没有避讳“名人”的失误，短短几句话就使我们看到，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科学家在那狂热的年代如何屈从权势并加温狂热：“有一次，毛主席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成粮食，一亩地产4万斤是可能的。毛相信了各地亩产上千、过万斤的‘卫星’，遂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
虽然后来钱学森又做了些补充说明，上海的植物生理学家更是巧妙地提出，只有栽培技术学家才有专业权威性，然而钱的说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却已经难以挽回(第79-80页)。
实质性的政策调整无疑发生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呈现出的渐进性特点，最终成为改革突破口的农地制度变迁却是剧烈的。从杜老的叙述可见，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和“大包干”)首先是农民的创造。这一制度从1956到1978年间遭遇过种种政治阻力，然而历经三起三落却依然星星点点地顽强存在，说明它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并符合农民的意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当代中国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也可能是杜老人生中的一个高潮。
不过，当初它在高层决策中诞生的契机，并非是为着经济转型这样宏大深远的社会变革，而是出于百姓生计和国家财政的严重困难。那时候，农村贫困地区大约2.5亿人口缺粮，国家不得不每年调运救济粮，因贫困地区交通不便要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掉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1980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就中央长期规划会议征求意见，杜老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姚立即表示赞成，之后又向邓小平汇报，得到邓的首肯。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又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与会者。虽然消息未登报也没有列入文件，但其产生的冲击力足以从贫困地区开始打破坚冰了(第113-116页)。
以往我对这段历史的感受是，包产到户制度犹如干柴烈火，几年间燃遍大江南北，释放了现存生产能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农业经济增长。从杜老的长篇叙述中，我才看明白改革初期比农业合作化时代更为复杂的局面。对这段距离目前最近的历史，他提及的人物多数有名有姓有言论，因此分外生动。从众多事例中可以看出，仅就反对包产到户的中央和省级决策者而言，有的人是因为思想受“两个凡是”信条的禁锢;有的囿于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有的实际上是不愿否定自己以往推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政绩;有的则是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于是，支持包产到户和积极推行制度试验的人们便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想方设法去说服对方。有的去农村实地考察，通过写调研报告向全党表态(第120页);有的用制度变迁前后的产量比较数据去说服重点人物(第110-111，131-132页);有的去省里做报告推广经验(第130-131页);此外，还借助国务院扩大会议向部门领导说明情况，等等(第132-135页)。在这次制度变革中，虽然也有省级或部委人员调动和领导班子调整的情况，但是完全杜绝了“文革”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法，也没有任何诸如降职之类的处分案例出现。
对此，杜老在回顾组织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经历时提出的看法，可以作为一个注解：“重要的是学会等待，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能强求一致。”(第222页)我则从上述精彩的事例中注意到，高层决策与基层政治颇有相似之处。借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一句台词来说，在其中活动着的人也是普通人。他们既有出于历史使命感而对理想的追求，也有根据公职责任而履行义务的努力，还有一般人都有的个人动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高层决策者一贯正确，但是应当思考，用什么样的制度保证所有公民有效参与重大社会经济决策，用什么样的方式制衡国家权力的行使，从而尽可能减少政府决策失误对社会的不利影响。杜老在90岁生日那天的一些谈话，恰好语重心长地涉及到这一点：“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第307-308页)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三年。我们和杜老一起，迎来了他的第95个生日。在此，我借纪念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之机，感谢杜老对改革做出的重大贡献，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