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