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很多观点现在看来仍不过时。比如,他强调工作之外,还应有其它人生追求,我们要懂得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他指出有必要设立公众福利的保障性下限;他还警示我们全球化的过程带来很多四处潜伏的环境方面的隐患。此外,他义正词严地反对核武器,是“生态政治学”理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高兹生性害羞而谨慎,活在他自己的理想世界里。朋友戏谑地说他是“一只钻进图书馆的老鼠”。妻子精明,乐观,脸上总挂着笑容,是他的天性的绝好互补,代他与身边的真实的世界应酬周旋。婚后不久,他们便决定不准备要孩子。一次,他这样对《解放报》的记者说,“多莉安是我的,我可不想与人分享。要是我们有了孩子,我一定会特别嫉妒。”“彼此只属于对方”,他们的这种信条与当时的潮流以及他们所融入的圈子有些格格不入。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各自夜夜笙歌,绯闻不绝,但他和她,用友人的话说,却“一如既往地坦诚忠贞,彼此的躯体和灵魂不曾有过丝毫的猜忌和动摇。”
他们在巴黎的寓所总是宾客如云,这里面有他的追随者、弟子和思想界的同行。而且,宾客们总是能准时享用到绝对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在外人看来,他和她收入拮据,却总是过着优雅精致的生活。还是妻子的话给出了答案,“生活,可以贫困,但不能潦倒。”
年的学生运动,让高兹和他的文章声名鹊起。而那时,妻子的身体状况已开始令人担忧。1965年她按照计划进行了背部手术,需要进行X光检查。X光技术中需要用射线不能穿透的碘化油作对比剂,而这种化学物质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粒子留存在她的颅腔中,同时还结成宫颈囊肿,巨大的病痛愈演愈烈,残酷地煎熬着多莉安。
于是夫妇搬出了巴黎,在巴黎东面80英里的沃斯弄一处宽敞的楼房中安顿下来。多莉安苍老了,病痛有增无减。
2006年5月,高兹与他的出版商麦克﹒德勒姆取得联系,说要给他一个“惊喜”。这便是作者只写给多莉安一个人的“淌着泪水完成”的《与妻书:真爱往事》。德勒姆后来回忆说,“我们当即意识到,这是一篇至真至美的伟大作品。”
他与她,相逢于战后的喧嚣乱世,相互依偎,走过五、六十年代的狂躁岁月,最终一起离开尘世,兑现了彼此用平等的灵魂订立,一生的时光封存的爱的盟约。《与妻书:真爱往事》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最为令人难忘的,莫过于结尾处作者写给自己英国妻子的坦荡无拘而余韵悠长的绵绵情话:
“我们都怕对方先自己而去。那么,期待奇迹发生,如果真有来世,我们依然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