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致廷光书》从其结集问世起注定是《唐君毅全集》中的宠儿，对唐先生“超验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思想体系畏其艰深的读者们，在这样的“与妻书”中看到正值而立之年前后那个精力旺健、感情充沛、思想自由的唐君毅，不由得感慨：世间超卓的别样男子，在经历千般等待、万般守候之余，冥冥之中上天早已为他选中了适合他生命维度的女子为伴。这些宿命论者由此马上蜕变成怀疑论者：世间真有这样的机遇，去顺应天命吗?
神为自己选中的人
2015年大陆新出版的《致廷光书：唐君毅先生与其妻谢廷光的通信集》，除原编一如其旧，新增唐、谢二人婚后部分家书，主要来自唐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访问日、美及欧洲多所知名大学并致讲座期间，以内容来说思想与观察更为深沉，以语言风格来说更为平和自然。其中涉及中大与新亚书院办学思路纠纷，钱先生离职，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合署名发表《中国文化宣言》诸般故事均极为概略(信中曾提及香港学风环境使学生功利心太重，不比台湾保留传统较多，或可解释唐先生后来淡出新亚及身后何以归葬台岛)。所以整部新版《致廷光书》仍应以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婚前篇》内容为要，题目是以书信为载体记录的唐君毅、谢廷光伉俪从相识、相知到结合的传奇故事。
依书中记载，唐、谢“第一信”时间为一九三八年五月，应是唐先生去信，述及双方家庭首肯婚事，此后通信基本仍以唐先生主要发起。据唐先生年谱，此时唐先生年近而立，其时已是战时，先生在乱世中颇有人生经历。由重庆联中、北平中俄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转南京中央大学，暑假还曾在川大代课;父亲过世后，身为长子的唐先生二十二岁便负担起整个家庭，更主要是自觉对弟妹负有培育责任，因此便更辛劳，时感不安，常怀叹喟：一面不愿意失去“精神之自由”“不愿奔走，不入党不入学系”、又要负家庭责任而找钱，还要继续深造学问。家境渐好，学有所成，年纪渐长后，因为母亲常为子女婚事忧愁，以孝行天下的唐先生更介意此种忧愁，同时，“多年的苦痛劳倦之历史”，已使他自觉“心理上受了损伤”，时有“宇宙人生之荒凉之感”，“需要情绪上安慰体贴”，于是对婚事并无强求。谢廷光女士正是在此时走进了他的生命。
从唐、谢五年的部分通信中来看，两人交往基本是靠书信往还，初期二人显然经历了一场波折，原因仍然缺乏了解，唐先生在通信角色中的强势以及廷光女士那种中国传统女性性格中的含蓄内敛、不动声色的差异，加剧了隔阂，两人甚至一度退回到最初，以友情相待。直到“第四信”中唐先生终于“了解你情绪的强度”，在两人心灵“渐行渐远”时仍坚持不懈地去信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坦露无遗，最终使两人都发觉彼此正是神为自己选中的人……定情之后的通信，除了在感情最澎湃汹涌时期极致地宣泄两地相思之苦外，两人对这段感情生活的探讨与思考更是每每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全靠精神的交通来跨越时空的距离”，及至后来，甚至连哲学造诣已深的唐先生也惊叹于这种交流的深度以及此种现象的罕有。唐、谢通信有别于一般“情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两人定情之后，仍能理性地看待并提出对方之不足，所以才有唐先生所谓“我以为在男女之爱中首先必须在认定对方是我最爱最合理想的男子或女子，其次便是帮助对方之一切可爱之处实现完成起来，并补充上其他人格之美点”这一完美婚姻之标准的提出。
这样的爱情传奇今天绝难复制
唐君毅先生与谢廷光女士二人成长、相识并结合于民国时代，从民众受时代风潮洗礼的层面上来说，旧传统犹自淳厚、新道德正溶于本土，政治与革命之左右冲激未及深刻，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没有垄断社会生存哲学，纸笔尚能洞见人心——只有这样的时代，才能出现这样的人物，也才能有唐、谢这样富于传奇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