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头的骨灰被他的前妻领走了，一个比工头顺眼得多的妇人把他领回了家。说她顺眼也就是普通而已，普通的让你觉得眼熟，似曾相识，又觉陌生，只是寻常可见。
工头给我留下了棘手的问题，让我真切体验到了冰火两重天的煎熬。我前思后想、算计推演了好几天，还是不得头绪。正当我打算回家请教一下家人和朋友时，阿弦的电话及时打来了。
在北京西站，我见到了打扮入时得体的阿弦，一句问候的话语还未出口，我们已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了。尽管我在车上已告诉了自己千百回，这只不过是普通同学的再次相会。
“阿诺，对不起，对不起。”阿弦搂着我的脖子，一边吻着我，一边连声说。
“别说了，阿弦，是我不好。”我的泪水顺着脸颊落下，和着我的忏悔在热吻之间传递。
阿弦和一些朋友合租了一套大房子，七八个房间还有几个小厅。阿弦把我的东西送到她的房间后，就去厨房，系好围裙，开始张罗着给我做午饭。
我靠着门框，望着阿弦熟悉的背影，看她在娴熟的操持，思绪不禁百转千回了。我想起我们的初识，想起我们的交往，想起我们偶尔吵架的互不理踩，想起我们在她的床上享受着鸽子一样的飞翔。
我走了过去，抱住阿弦转过了她的身体，在应接不暇的狂吻中褪下了她的裤子。阿弦的下面就象南方梅子熟时的季节，连绵不绝地细雨带来了生命的清新。我们的爱情则象随后的季节，在满地绿油油的西瓜丝蔓中感受着夏日的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