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在一所重点中学任教，我们便住在这所学校里。在这所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市区，家里的生活条件都很优越。
这天，来叩门的是一个女学生，目光低垂，衣着朴素。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个中年人，裤褂上都打了补丁，从眉目上看，显然是女学生的父亲。
进得屋来，父女俩拘谨地坐下。他们并没有什么事，只是父亲特地骑自行车从八十里以外的家里来看看读高中的女儿。“顺便来瞅瞅老师。”父亲说，“农村没什么鲜货，只拿了十几个新下的鸡蛋。”说着，他从肩上挎的布兜里颤颤抖抖地往外掏。丈夫正欲阻止，被我用眼色拦住了。布兜里装了很多糠，裹了十几个鸡蛋。显然，他很细心，生怕鸡蛋被挤破。
十几个鸡蛋放在茶几上，滚圆新鲜。我提议中午大家一起包饺子吃，父女俩一脸惶恐，死活不肯。吃饺子时，父女俩依然拘束，但很高兴，我也是少有的开心。等到父女俩下午要走时，我已把鸡蛋收在了碗橱里。
送出门去，我问女学生：“你的生活能维持吗 ？”她点点头。我又对她说：“也许你们家现在不富裕，但记住，贫困的仅仅是生活，而不是你。别人没有权利嘲笑你 ！”
送走女学生和她的父亲，回屋，丈夫一脸诧异。他惊奇为什么从来都把送礼者拒之门外的我，会为十几个鸡蛋而折腰？为什么一贯不喜喧闹应酬的我，非破例要留父女俩吃饺子？
望着丈夫不解的眼神，我微微一笑，开始讲述二十年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在我十岁的那年夏天，父亲要给外地的叔叔打一个电话。天黑了，我跟在父亲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十里以外的小镇邮电局。我肩上挎的布兜里装着刚从院子里梨树上摘下来的七个大鸭梨。这棵梨树长了三年，今年第一次结了七个果。那天晚上，被父亲全摘了下来，小妹急得直跺脚。父亲大吼：“拿它去办事呢 ！”
邮局早已下班。管电话的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父亲让我喊他姨爹。进屋时，他们一家正在吃饭。父亲说明来意，姨爹嗯了一声，没动。我和父亲站在靠门边的地方，破旧的衣服在灯光下分外寒酸。姨爹不紧不慢地吃完饭，剔完牙，伸伸懒腰，才说：“号码给我，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打不打得通。”
五分钟之后，姨爹回来了，说：“打通了，也讲明白了。电话费九毛五。”父亲赶快从裤兜里掏钱。姨爹说：“放那儿吧。”我看见一张五角、两张两角的纸币和一枚五分的硬币躺在了桌子上。
父亲又让我赶快拿鸭梨。不料，姨爹一只手一摆，大声说：“不，不要 ！家里多得是，你们去猪圈瞧瞧，猪都吃不完！” 返回的路上，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抱着布兜，哭了一路。仅仅因为贫穷，我们在别人的眼里好像没有自尊一样。
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那刺眼的九角五分钱和姨爹摆手的动作一直深深藏在我心里，就像一根软鞭时时抽打着我的心。虽然它会激励我上进，但随着岁月的增长，创伤却越来越深。
是的，我喜欢今天来的这个女学生，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不会做出姨爹那样的手势，给一个女孩子的记忆抹上灰色的印迹。无论何时何地，爱心的力量总比伤害的力量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