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我和戴维合伙开了一家中介贸易公司。虽然我也是公司的投资人，名为副老总，可是每个月的报酬却不过３０００加元，还不及我在外打工的工资。我也为此跟戴维争过，可是他要么一副死皮赖脸，要么就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碍于夫妻的名义不愿把他告上法庭，剩下的就只有无能为力了。
公司的业务虽然蒸蒸日上，可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戴维对金钱及权力的控制欲以及他的小气令我烦透了心。更令我难以容忍的是，在我发现他竟然有一个加拿大情妇时，他不但不坦诚认错反而对我恶语相加，说：“像你这种东方小女人是没有可能融进我们西方文明社会的，我愿意和你保持夫妻关系就已经是对你开恩了。你就不要异想天开地以为我会守住你一辈子！”在那一刻，我清楚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我，更有我的民族自尊。
因此，在２００２年下半年，我结束了我一年半的异国婚姻，离开了工作三年的加拿大，带着伤痕回到了北京。回首来时路，我发现我的任性把我曾经美丽的爱情弄成了一团糟，而真正受到惩罚的只有自己。
开创自己阳光灿烂的天空
回到北京，我以为已被岁月风尘淹没的杨光的身影竟依然鲜活地在我心中，我如此强烈地希望知道他现在的状况。三年来，我第一次拨通了早已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当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时，往事一齐从我的脑海中喷涌而出。我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听见了母亲的声音，止不住地泪如雨下。
我终于见到了杨光，他依然俊朗大气，好像还多了一些成熟和干练。我们在彼此的眼里曾经是如此熟悉，可是隔着三年的时光，让我们的相见多了一些忧郁。我一时有万语千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扑到杨光的怀里放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