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和森大学毕业，我不甘心与他回我们故乡的小城，做一个平庸的文员或是小报编辑。森极力挽留，最终还是没能用他想象中的安稳妥帖的小城生活，将我说服。舍不得与我分手，他便唯有与我一起去北京，寻找我梦想中的位置。
安顿下的第二天，便有一家报社同意与我们面谈。欣喜若狂中，竟忘了问清楚，究竟要怎样才能到达报社所在的大楼。怕报社那边敏感，这样一桩小事都想不周到的人，还想当什么记者，只好飞快地买了一张地图，在风沙肆虐的街头，两个人头抵着头，慌慌地寻那个与我们的希望相连的地址。不曾想，地图上竟是没有标明应坐哪路车，才能最终到达那儿。我是个急性子，看着时间匆匆地溜走，离约定的时间不到半小时，竟哭了出来。森耐心地哄我，又拦住几个路人问，他们却是连连摇头，说不知道。好不容易等到似乎在锻炼的一个本地人，从马路对面经过，我们很高声地向他打招呼，请求他停一下，那人却是在我们声嘶力竭的呼喊声里，漠漠然地看我们一眼，停也没停地走过去了。
许多漂亮又气派的车，风一样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扬起的灰尘，迷了我已是红肿的眼睛，让我连不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米黄色大楼上，挂着的广告牌都看不清楚。森忍不住，没经过我允许，便打那家报社的电话，想问个明白。我知道他是个说话不怎么流利的人，只好在他按键前，自己夺过来打。风愈加地大，手机的信号，在明显失了热情的编辑再一次将到达方式告诉我时，竟是突然很不清晰起来。我断断续续地只听见“5路车”、“步行10分钟”几个字，鼓足勇气想再问一遍时，那边却是已啪地挂断了。不知道5路车从哪儿坐，只好拼命地挥手拦出租车。最后，一个大胡子的司机终于漫不经心地将车停下来，载我们去那希望的所在。十几分钟后，车停下来，原来那座米黄色的大楼，就是我们苦苦寻找且只需步行10分钟便可以到达的报社地址。知道被这个一脸冷漠的司机骗了，却是来不及像平时那样讨回公道，便付了钱，慌乱不安地坐上电梯，在12楼的一个办公室前停下来。匆匆地瞥了一眼手表，时间，早已过了5分钟了。
那个编辑轻描淡写地看完我们的材料，说: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先试做一个月，从最低的“马路记者”开始干起。干不下去，随时可以另谋高位。原本准备好的一番陈词，在他的“今天到此为止”的逐客令里，终于没有了丝毫说出来的必要。转身出门的时候，一直懒得抬头看我们一眼的编辑，却是站起身来，走到我们面前，说: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来北京的，如果在繁华喧嚣的大道上总是迷路，不如在寂寞却安静的小路上，踏实安稳地一步步走……已是风停，我和森在一个街头，捧了大大的地瓜，慢慢地啃，直吃得胃不再空虚，心里那个一路狂奔的信念，住了脚，一脸温柔地朝我们回望。我们一步步爬上一座数不清有多少层的大楼，从窗户里往下看，见那蛛网一样的路，密密麻麻地在这个我一直觊觎着的城市里，那么高傲地向四面伸展，车和人在它的上面，原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飞虫或是蚂蚁。
我的苦苦支撑着的梦想，终于在这样的一天里，彻底破灭。我趴在森的肩头，却没有流一滴泪，祭奠这灰飞烟灭的希望。因为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小而安静的城市，可以让我和森，及我们只能用柴米油盐滋养着的平凡爱情，永远不会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