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妻子小娟认识时我还在山西读研究生，当时我三十出头了。
小娟在工厂工作，比我小三岁。我觉得她心地善良、性格平和，虽没有花容月貌，但是是做妻子最合适的人选。
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本校教书，工作三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的婚事办得异常简单，她从家里拿了一套新被褥来到了我的单身宿舍，我就算把老婆娶进了门。我暗暗发誓，以后要一辈子对她好。
婚后的生活非常平静，小娟很勤劳，总是将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惟一不方便的就是她有时要值夜班，每到这时，我就会骑车去送她。
结婚半年后，学校派我去德国进修一年。我在德国的汉堡大学学习，每两个星期我都会给小娟写封信，而她给我的信写得更勤。
可是自6月以后，小娟再没有给我来信，打过两次电话均没有人接，难道她生病了?这时，导师雅克里教授提出让我再延续一年，还可以把妻子接过来，我连忙打电话告诉小娟。
小娟接到我的电话，并不说话，不一会儿，抽泣声从话筒那边传了过来。我心一沉，问：“怎么了?”
我说：“我这就给你办出国手续，到我这来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她竟说：“你忘了我吧。我要和你离婚。”
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我问她是不是又有了什么人，她长久沉默后说：“就算是吧，是我对不起你。”
电话从我的手中滑落……
第三天，我再一次给她打了个电话，她一听是我的声音，立刻就把电话挂了。尽管我给她写了不少信，可她坚持不回信。电话打到她姐姐那里，她的姐姐也只是哭，并且告诉我说小娟离开我的决心已经定了。
我心里万分失落。9月，我接受了延缓一年的条件，继续留在德国。
一想到小娟那哀怨的哭声，我就心急如焚。离工作期满还差三个多月时，我就匆忙回到了单位。
打开门，映入我眼帘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家。房间里依然干净整洁，为了防止灰尘，家具和床都被蒙上了布，房间里安静得就像是从未住过人一样。放下行李，我向她姐姐家走去。
小娟的母亲去世很早，娘家只有一个姐姐。她姐姐一见到我，泪水就流了下来。“这事谁都不能怪，就算你不要她，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原来，就在我出国六个多月时，小娟在一次上夜班的途中受到了三个歹徒强奸，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她去医院做检查，希望能打掉这个孩子，可医生说她因为先天性的原因根本不能够做流产。而且，即使她生过孩子之后，也要等几年之后才能再生孩子，还不能完全排除危险。小娟从医院回来的当天就在家割腕自杀，幸运的是被她的姐姐发现。
抢救过来的小娟情绪极不稳定，直到怀孕七个多月后，她才渐渐平静下来。她搬到了她姐姐的家里。
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心如刀绞。我说：“小娟呢，她不在家?”
“她出去买东西了，要不，你先走吧。我怕她不高兴。”
我说：“不，我等等她。”
走进小娟的房间，进入我眼中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孩子——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正睡得香甜。
孩子的鼻梁很低，这和我们都不一样。我克制不住痛苦地跪在了地上，那些天杀的歹徒!我把拳头重重地捶向了床腿。
就在这时，小娟进门了。她一见到我，就定定地站在那里，眼睛里满是辛酸、愧疚、痛苦……
我走上前去，想拥她入怀，可是她躲开了。我重新拉住她，说：“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你。求你跟我回去吧。”她使劲抱住了我，把泪水尽情地洒在了我的胸口。
从德国回来后，我分到了一室两厅的住房。一个月后，小娟重新跟我回到了学校的新家。
小娟带着孩子归来让我明显感到了同事们疑惑、复杂的目光，因为这件事情，我害怕和同事朋友们坐在一起，更害怕听见他们谈论自己的孩子、老婆等所有家长里短的话。渐渐地，我的性格变得孤僻起来。
在家里，我沉默寡言，她小心翼翼，和以前相比，我们这个家已经没有一点正常的气氛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厌恶这个孩子。当然，我的这种情绪不能让小娟知道，否则她会很伤心。
小娟给她起名叫点点，她让她跟了自己的姓。平常，点点管我叫爸爸，但我答应得并不痛快，加上平时我在家的时间不多，只要有空，我几乎都在实验室。点点害怕我，能叫小娟做的事绝对不会来找我。
她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看到她，我就觉得看到了小娟混合着血水的眼泪。
渐渐地，我和小娟之间的话题也越来越少了，好在我的工作总是很忙，有无数的借口可以泡在实验室里。但是，我的工作成绩并不好，甚至还不如以前了。这也使我感到压力更大了。
10月的一天，小娟起床迟了。她想让我送点点上学，点点站在小娟的身后，仰起脸期盼地看着我。我皱起了眉头，那一刹那，我看见点点慌乱地低下了头。
小娟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对我说：“我去吧，我去送她。”
孩子趴在小娟的肩头，默默地看着我。我机械地扬起了手，她高兴极了，冲我大声喊：“再见，爸爸!”
我的心猛地一动，感到了自己的卑琐和对孩子的愧疚。下午一下班，我便早早地来到了幼儿园。
我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见点点正蹲在教室的一角摆积木。
老师见我面生，问我是谁的家长，这时，点点听见了我的声音，她转过了头，似乎不敢相信似的看着我。老师温和地说：“你好像很忙啊，很少见你来的。”
我点点头，点点悄悄地把手伸进了我的手里，一股异样的感觉猛地出现在了我的身体里。
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路程很短，可我却感到走得十分漫长。
那晚小娟回来时，她欣喜地抱住点点，问：“是爸爸接你回来的?”点点一脸兴奋地点着头。
“爸爸好不好?”小娟问。
“好!”点点响亮地回答。
晚上，小娟向我依偎过来，说：“谢谢你。”我感到她的眼泪流了出来。回国后一直压在我心底里的冰块随着这串泪水有所松动了。我想，我应该对点点好一点，她毕竟还只是个三岁的孩子。
2005年夏，小娟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可以再次怀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感到特别高兴。
虽然从那天后我对点点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但她的身世却始终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心将会毫不犹豫地去选择我的骨肉，而对点点，肯定会有所疏远。
这时的点点已经四岁了。每当她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时，我往往会暴跳如雷。这样的情况下，小娟也不好偏袒孩子，她就会躲进房间里去哭。等风暴过后，我往往会感到更加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伤害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小娟。可我却无法控制。
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我很有可能更无法忍受点点了。到那时，我们这个家又怎么办呢?
这年秋天，我在德国学习时的导师雅克里教授来我们系里讲学，一见到我，他吃惊地说：“你是怎么了，短短几年，你怎么变得精神这么不好?”
我苦笑一声。这天晚上，我正在实验室时，雅克里来了。他郑重地对我说：“你是不是生病了，如果是那样，你一定要尽早检查。”
望着他关爱的目光，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
重新回忆起那一幕，我忍不住悲愤和痛苦，泪水一流出就再也无法控制了。
待我平静一些后，雅克里说：“你有孩子的照片吗?”
我摇摇头。
他说：“在我回国之前，我希望你能安排我见她一面，我想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
说着，他把椅子拉近我，挨着我说：“我想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讲的是德国二战以后的事情，一个纳粹战犯被处决了，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众人的羞辱，吊死在了家里的窗户外面。第二天，邻居们走了出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窗户开着，她两岁大的孩子正伸出手向悬挂在窗框上的母亲爬着，眼看另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了。人们屏住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