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又去登山了。这一次是在遥远的阿拉斯加，北美大陆的最高峰——麦金利。留下我独自在家，寂寞如同一间空屋。
丈夫有两大爱好：一是登山，二是下围棋。他的棋艺很一般，然而棋臭瘾大，找不到弈者时，他便夜夜自己打谱。多少次他曾煞费苦心地培养我对棋的兴趣，终以伤心告罢。渐渐地，他便把希望寄托在不满两岁的女儿身上，说是等将来吧。
棋慰藉了他许多无眠的夜晚。然而人终究是要出门的，需要与人的交往。憋闷久了，他便生出些许焦虑与烦躁来。这时候，他就说：“我该去登山了。”然后就是长久地站立在窗前，目光穿越都市高耸的建筑，停留在某个莫名的远方。
我常常探究他的两大爱好，终而也就释然了。我知道，他是在逃避人群。
丈夫是寡言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少有的寡言。他的寡言不在于木讷，而出于一种恐惧，他的自然率直与他的不谙世事、不懂礼仪，常会在言谈间伤及某些人，有时甚或朋友。还是少说为妙，多说便要作假，而假是违背他为人的品性的。他不愿媚俗。
极不善应酬的丈夫，在喧哗与骚动的人群中被围困久了，就得找一个突破口。
都市里的现代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他选择了棋和山。
丈夫爱山。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体育记者。工作给了他登山的机会。这一次，他便是与三名中国的登山勇士一起去攀登6194米的北美洲最高峰，随队采访。
登山是艰苦的，睡无定宿，食无定顿，终日与危险作伴。登山家都是些钻死神空子的人。去年初，丈夫去滇藏交界处的梅里雪山，搜索在此遇难的十七名中日队员。
回来时的他只剩下九十多斤了，皮直接包在骨头上，粗大的关节一动，就像是要撑破皮肤。那些天，梅里雪山平均每天有四十八次雪崩，雪崩形成雪的瀑布。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
“登山是一种甜美的苦役，”他这么说，“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山就是为了等待我，而在那里历经沧桑了几千几万年。”记得一位外国登山家是这样回答“为什么要登山”这个问题的——“因为，山在那里。”是啊，仅仅因为山在那里。它存在着，沉默着，沉默地呼唤着。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丈夫平素是宽容的。为了山，他却有时苛求于我，他从来不许我对山说“征服”这个词。他说把山峰踩在脚下是人类自诩的勇气，山其实就是山。即使你登顶了，只是山接纳了你。人不能改变山，一千年一万年，山都亘古不变。人和山之间没有征服只有对话，惟有对话才体现一种平等和谐的精神。“征服”这个被滥用无度的字眼所包含的浓厚的功利实质，几乎把“探险文化”应有的丰富内涵排斥殆尽。
山，给丈夫以“家园感”。阳光下人的世界常常显得陌生，敌对，令人烦躁；而月光下山的世界，却是友善的，柔情的。山色苍苍，山风猎猎，给予我们一种久违了的信念与气度。人需要亲近自然。
作为妻子的我，是嫉妒山的。然与其嫉妒山，不如和丈夫一起爱山。不过，我又常恐惧他因过分的执著而易流于自我流放的倾向，不免为他的安全忧心。
帮他收拾好行装，抹去眼泪挥一挥手，对心爱的人不说再见。五月艳阳下的麦金利，气温只有零下十五度。山势凶险，而他们这一次选择的路线是十七条登顶路线中难度最大的。我没有如朋友们叮嘱的那样，给他挂上一枚“护身符”；只在每一个有月或无月的夜晚，都读几页有关山的书。世界著名登山家植村的自传就搁在枕边。植村君是在麦金利山遇难的，为了打破该山冬季无人登顶的季节禁区，他死在海拔五千多米的一处冰壁上。在我看来，植村已成了麦金利峰上的一个神。读他的书，便是我做的一次“晚祷”——我仿佛听见厚重的钟声在心的深处和谐地振荡……
山会保佑我丈夫的。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