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留香这样一篇爱情故事能让你感动,让你感到幸福。凄美和感人的情节,触动你我心灵最深处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我朋友的母亲刘。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十五岁的刘披上了嫁衣,她的婚礼在当时的蒲州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年以后,人们谈起此事仍津津乐道。
这一切要从刘家说起。
刘家的祖上出过一个翰林学士,曾为官一方,给后代留下了一些产业,到了刘父这一代,仍有良田上百亩,街房数十间。刘父兄弟二人,成家后各自分得一份祖业,分家单过。刘父夫妇结婚多年未有子嗣,眼看偌大家业无人继承,夫妇俩就商量着抱养一个孩子。在得知刘夫人的妹妹怀了第三个孩子后,两家就约定,将来生下不论男女,都过继给刘家,这期间所有的营养补品全由刘家提供。就这样,她还在娘胎的时候,就已经姓刘了。刚一出生就抱回了刘家,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知艰难为何物,到了上学年龄,父母把她送到学堂读书,来回都是马车接送,引来街边无数羡慕的眼光,许多调皮的小子都追过她的马车。她书读得很好,还有着裁剪天分,偶尔会小试牛刀,给家里人做衣服,并常常为自己的杰作得意不已。慢慢的,她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高挑挑的个子,举止端庄,面容娇美,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都知道刘府有一个花容月貌的千金小姐。许多人借故来到刘府,为的就是一睹刘家小姐的芳容。虽然她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却完全没有那种惯有的娇小姐脾气,她懂事明理,性情沉稳,小小年纪就帮着父母料理一些家事,所以家里有时做一些决定,都会听听女儿的意见。
刘从十三岁起就不断有人上门提亲,按父母的意思,是想把女儿留家招婿的,为的是他们老了有个照应,也为了能给刘家留个根,只是一直没有个合适的。再者富庶的刘家对择婿也是千挑万选,普通人家很难登上刘家的门槛。但不久,刘家就碰上了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这人姓聂,父亲是这个县城小有名气的文人,他聪颖过人,读过几年学堂,也堪称出类拔萃,一表人才,在当地的青年军做文职教官。久闻刘家小姐才貌双全,便有意要攀这门亲,先是托媒人前去,几次下来没甚结果,他索性亲自上门,来时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几个随从小兵,每人手里提着一个礼盒,威威武武的走进家门,小兵们进门放下礼盒就站在大门两旁。聂公子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和刘父交谈中流露出对小姐的仰慕之情,如此来了好几次,刘的父母并没有明确表态,却也一时不知所措,便和女儿商议。聂公子来的时候,刘曾从窗后偷偷窥探过,觉得此人温文尔雅、气宇轩昂,更有一种威风凛凛的男子气概,芳心有动,只是隐忍未露,隔门也听到过他的谈吐,倒也不俗,便有了几分意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她家无有男丁,便有市井闲言,不甚中听,父母为此常常叹息,如果结了这门亲,男家的气势也压的住旁人的口舌。所以当父母和她商议这事时,她似乎已胸有成竹,和父母如此这般了一番。当聂公子再次登门前来,她隔门对聂公子说了这样几句话:如若娶我过门,我有两个条件,一是娶亲时必须排排场场,二是我父母就我一个女子,以后你要像儿子一样赡养双亲,给他们养老送终,如若同意咱们再议。聂公子听后顿时喜形于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她的条件,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刘也即将开始她跌宕起伏的人生。
聂家紧锣密鼓的做了迎亲的准备,结婚那天,聂公子没有食言,在迎亲的必经之路上,数以百计的年轻军人,沿途疏密有致的排列在路两旁,迎亲队伍也非常庞大,半个蒲州城目睹了这场盛大的婚礼!
下花桥,拜天地,入洞房,她彻底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完成了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角色转换。
他们的新婚是幸福和甜蜜的,丈夫非常爱他,对她温存体贴。公婆也像对待女儿一样的疼爱她,得知她爱吃晋糕,丈夫每天早上骑着马去附近的晋糕铺买回晋糕,对她父母也极尽孝道,父母亦把他当成了一个儿子。因为经常吃晋糕,还成就了一桩美满姻缘,就是晋糕铺掌柜的儿子娶了她大姨的女儿,也就是她的亲妹妹,两家人都非常满意,全是婆婆从中牵的红线。从此,姐妹俩经常走动,她也多了一个说贴己话的人。
刚过门不久,一场洪灾不期而至。那是个恐怖的早晨,决堤后的黄河水包围了这个临近黄河的小城,横冲直撞的洪水从城门缝隙中涌入城内,更大的洪水顺着城墙呼啸而过,整个小城被一种绝望笼罩着,几天几夜不敢开城门,家家闭户,人人自危。数日后,大水退去,城外的几千亩田地化作一片汪洋,放眼望去全是水滩,城内也到处是积水,夹杂着泥土,草根、枯叶,街房成片成片的倒塌,满目疮痍,她娘家田地和街房都没有了,不过有多年的积蓄,父母日子倒还过得去,倒是她婆家,乡下原有的几十亩地全成了一片汪洋,家里少了进项,生计大受影响,靠着平时的一点积蓄和丈夫的薪水,日子紧紧凑凑的过着。
日本人投降那年,她生了一个女儿,公婆非常喜爱这个孙女,虽然世事艰难,但因为新生命的降临,家里仍时常充满着笑声。女儿两岁那年,丈夫的队伍奉命奔赴洛阳,从此她和丈夫聚少离多,彼此饱受相思之苦。再后来国民党节节败退,丈夫随着国民党溃军退至台湾,这一去,就过了整整三十八年!
全国解放后,他们一家小心翼翼的过着,遥遥无期的等待,使绝望时常笼罩着这个家。好在政府并没有因此对他们另眼相看,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赶集卖布、卖菜,还利用她的裁缝天分,替人裁剪衣服,她聪明、细心,很快便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因为刘进过学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当地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政府动员她参加了许多政治性活动,还担任了妇联主任。
不久,不幸降临到她的头上,五岁的女儿突发一种不知名的疾病,还没来得及确诊便不幸夭折,丈夫走后,女儿便成了她唯一的精神依托,如今突然离她而去,令她悲伤不已、万念俱灰,也使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看着娘家父母和夫家公婆苍老的身影,她强忍悲痛,继续操持着两家人的生计。为了聂家后继有人,不断香火,经过公婆的同意,她将一个远房表哥七岁的儿子抱回家抚养,对其视如己出,百般疼爱,使这个沉闷的家庭渐渐有了一点生机。为了两个家庭,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一样,不停的转着,当年那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娇小姐,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已磨炼成为一个干练、坚强、能持家的女人。在旁人眼里,她豁达乐观,似乎不把任何困难放在心上,但背地里她常常以泪洗面,陷入在痛苦、绝望中难以自拔。只是性格要强的她,不愿把她脆弱的一面显露出来。无数个漫漫长夜,她一遍遍回想着他们曾经幸福的时光,在心里默默的呼唤着他的名字,希冀他能再回到这个家、回到她的身边,但这却像是一个梦,一个终究让她心碎的梦!
她的命运发生转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那年身为妇女干部的她,带领大家在离家几十里路的镇上配合上级指示搞土炉炼铁,吃住都在工地上,有一天家里人捎来信,说是父亲病重想见她。她立刻赶回家,看到风尘仆仆的女儿,弥留之际的父亲已无力再对女儿说句叮嘱的话,只是用已经无神的目光望着女儿,流露出万般的不舍和牵挂,她紧紧握住父亲干枯的双手,任凭这双手在她手里一点一点的变得冰凉、僵硬,她眼睁睁的看着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丈夫的远去,女儿的凋零,父亲又离她而去,很久以来压抑在心头的苦痛无法控制的爆发了,她大放悲声,哭父亲,也哭自己。在出殡的那天,两腿已经发软的她由两个人搀扶着,沙哑的嗓子已经哭不出声了,只发出哀哀的低嚎,出殡时只有立门顶户的男人才能往棺材上摔的灰盆,却被顶在她的头上,这在当地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她几乎是被拖着来到棺材前,猛地把灰盆摔在棺材顶,随着那响亮的灰盆粉碎声,她一下子瘫倒了。前来帮忙的众乡邻也都为她洒下一掬同情之泪。
这一幕刚好被当时路过的王县长看到了,县长在人群中听到了周围人的纷纷议论,大致了解了她的身世和家庭,心里头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有一个好友卫,在当时的县法院当院长,妻子多年前去世,一直未续弦,便有意成全两个人。王县长先去征求了卫的意见,对于刘的情况,卫是有所耳闻的,两人也有过邂逅,但顾虑自己年龄要大许多,所以对于王县长的话未置可否。倒是王县长拍了胸部给说和。考虑到刘才葬了父亲,又过了一个多月,王县长直接把俩人约到了一起,开门见山的说了这个事,卫院长很爽快的同意了,刘感到比较突然,碍于王县长的面子,说是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给答复。回去以后,她思前想后,丈夫已经离家十来年了,一直渺无音讯,在台湾是死是活,或是重新有了家庭,她都不得而知,难道她就这样一直过下去吗?她是一个女人,她需要在疲惫和无助的时候有一个坚实的肩膀让她依靠,犹豫再三,她拿定主意,觉得她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但不知公婆是怎样的想法,她就先和他们说了这个事,公婆一直觉得儿子有负于她,心存愧意,早就有意让她再找一个人,只是她一直没放在心上,见媳妇有了这个心思,他们也觉得了却了一件心事。不久她给王县长答复可以考虑,但附加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她要带着三个老人嫁给他,二是如果丈夫回来,他们还要破镜重圆。面对这两个苛刻的条件,王县长都觉得不好给卫院长说,但卫听后,倒觉得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没加思索就答应了,就这样,他们走到了一起。
和卫结婚后,她又生了两女一男,日子虽平淡却很温馨,卫年长几岁,处处呵护着她,她也真正体会到一种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这期间,他们照料着几个老人生活起居,嘘寒问暖,尽心侍奉,直到把几个老人养老送终,过继的儿子也在蒲州娶妻成家,不久儿媳就为聂家生了个儿子,她心里便庆幸聂家后继有人了。不久,当地政府建了一个奶牛场,就是场长一直没有合适人选,最后就让卫去了奶牛场任场长,她也带着孩子随夫前往奶牛场工作。
不承想他们夫妇在文革初期又遭变故,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好像突然想起了刘是国民党家属,不断有人隔三差五前来问责,接着又让卫和她划清界限,当卫拒绝后,一纸文书,他们双方便失去了公职。没有办法,他们举家回到了金井卫的家乡,从早到晚在田间劳作,儿女也渐渐长大成人。八十年代初,根据国家出台的政策,有关部门为他们夫妻进行了平反,又恢复了公职,此时他们都已过了退休年龄,就办了退休手续,在家颐养天年,两个女儿也相继参加了工作并成家立业,儿子留在身边,为的是以后照顾他们。两个女儿时常回来探视双亲,儿子很快也娶妻生子,孙子孙女,承欢膝下,他们感到苦尽甘来,安享天伦之乐,生活简单而温馨。
这样又过了几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海峡两岸政策有所开放,当年去了台湾的老兵陆续有人回来探亲,她的心也动了,虽然对聂几十年没音信心怀幽怨,但毕竟几年夫妻,她也想探个究竟他是死是活。有一天,得知邻村一个人从台湾回来了,她便决定去打探一番,她翻出聂的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军装,年轻威武,正对着她微微笑着,在她生活最难熬的那些日子,她曾对着这张照片倾诉过她的委屈和伤心,数落过他的负心和绝情,有几次冲动之下她甚至想把它撕碎,而现在这张已经皱巴巴的照片,却成了唯一能辨识他的物件。她苦笑了一下,慢慢将照片抚平,用一张白纸粘在照片背面,然后在白纸上写下聂的名字和年龄及家的地址,就怀揣照片骑着自行车去了不远的邻村。因为村里有人从台湾回来,街头巷尾三人一群俩人一伙都在议论着这个特大新闻,所以她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个家。从家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门口还停着好几辆轿车,她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就把自行车停在一旁静静观望。不一会从家里出来的一群人,有个中年人看了看她,见是个生面孔,就朝她走过来,问她找谁,她说明了来意,来人很热情的把她领进家,进了正房,房间里人也很多,里三层外三层都围着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在讲话,她猜测那人可能就是从台湾归来的游子,心下竟有些紧张,带她进来的那个热心人把她拉到老人跟前并说明了来意,老人立刻转向她,说这几天来找他的人很多,都是想问问在台湾亲人的情况,他很乐意帮忙,然后她递上了聂的照片,老人拿起照片左右端详,微微摇了摇头,喃喃道:可能不是一起去的,也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没什么印象,不过我可以给你打听打听。接着他问了她的一些情况,她大致讲了一下这些年来家里的状况。老人听罢频频点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周围的人说:不容易、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了,不知要怎么感谢你呢!说罢小心的把照片夹进随身携带的一个本子里,看来这个本子不光寄托着她的希望,还有更多的人也怀着和她一样的心情,期盼着还能找寻到亲人的信息。对这个年长她几岁的老兄,她深深的鞠了一躬,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心头似乎轻松了好多,仿佛他很快就可以回来。
过了大概一个多月,邮递员兴冲冲把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交给她,望着信封上那几行熟悉的字,她浑身触电般颤栗起来,双手抖动的几乎持不住那封信了,感觉脸颊有冰凉的物体滑过。丈夫替她擦去满脸的泪水,接过她手里的信,默默把她扶进家门,平静了一会,她打开了信封,信是聂本人写的,他说近年来屡有老兵回乡探亲,也让他倍加思念家乡和亲人,令他寝食难安,好几次想托回去的人打听一下家里的现状,只是在去台之后,感到无望归来,为了在生活上有个照应,他在台湾又成了一个家,并育有一女,多年来也是艰难度日,常常觉得愧对于刘,无颜再见故人。满满三页纸,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的怀念,更多的是对刘的忏悔、感恩,一再提到她对聂家的大恩大德,说他此生难报她的恩情于万一,如果她同意,表示想尽快回来一趟看看。她看完信,欣慰的是他还活着,也似乎理解了他的处境和苦衷,人毕竟都要生活下去的。不管怎样,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哪一个人的错,想当年嫁给他,是她自己的选择,只能说这是她的命运,不必去怨恨和指责。想到这她的心平静了好多,好像聂是她一个失散多年的亲人,能找到他,就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她亲自给他回复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回来看看。很快聂就来信了,说是启程在即,不日就可回家。她随即通知了一些主要亲友,让蒲州的儿子把家收拾收拾,她和丈夫提前几天回到了蒲州的家,做迎接他回来的准备事宜。
他回来的那天,远邻近舍的人站了整整半条街,目睹了这位离家近四十年的游子回归故里。这个当年风度翩翩的青年俊彥,已然年过花甲,步履蹒跚,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在县上统战部门的人陪同下,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家乡,许是心里太激动,他不停的向周围熟悉但又陌生的乡亲们招手、抱拳,嘴里一边还喃喃自语着,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只是看到他双眼湿润,他似乎在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从未谋面的儿子陪在他身边,小心搀扶着他,一脸拘谨的笑容,到家了,儿子说,他好像在记忆中搜寻家的模样,听到儿子这样说,他身子停顿下来,转过身环视了一下,点了点头,家早已不是他多年来梦里的模样了,在迈进家门的时候,他的脚步迟迟疑疑的停住了,脸上的表情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很快他的眼泪便奔涌而出,只见他扑通一下双膝跪地,不停的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儿子要扶他起来,他推开儿子的手,就用双膝交替向前挪动,一边向前挪动一边不停的用手抹着满脸的泪水,一直跪行到正房台阶前,儿子才硬将他扶起来,后面跟着的人无不唏嘘。
房子里正中,她和丈夫并排端坐在两个椅子上,尽管内心翻江倒海,她的脸上却异常平静,也没有任何表情,对这场等待了三十八年的相见,她分不清内心是怨恨还是欣慰,外面嘈杂的人声撩起她心中一阵阵波澜,她的身子微微抖动起来,站在旁边的大女儿轻轻揽住了母亲的双肩,用下巴抚弄着母亲花白但很柔软的头发。在很多人的簇拥下,他走进屋里,望着思念了三十八年的她,他悲喜交集,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开口,她微闭双目不去看他,但泪水还是顺着眼角慢慢涌了出来。他心里一颤,不由得又双膝着地,跪在了她的面前,两行清泪顺颊流下,哽咽道:妹子,恩人哪!
他在家里待了两天,给她们夫妇都带了贵重的礼物,给孩子们也带了或金耳环或金戒指,给人们一个他在台湾很富有的样子。他告诉她,其实他们家在台湾也不富裕,只是为了弥补多年来对她的亏欠,他倾其所有,聊已慰籍他心底的愧疚。好在他的台湾妻子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所有礼物都是妻子陪着他购买的。
他走后,常有书信往来,也邀她们方便的时候能到台湾看看,隔年,他又携妻子回来,妻子对她一口一个姐姐,她心里暖暖的,也就把她当做是自己的一个妹妹,尽心招待,早已释怀了几十年来心里所有的积怨。他在八十五岁那年,走完了这多舛的一生,身葬他乡,最终也未能落叶归根,这一定是他心头最大的遗憾。刘现在已经九十岁了,依然精神矍铄,腰杆笔直,前段时间孩子们给她过了一个热热闹闹九十岁的生日,笔者夫妇有幸被邀,看到她依然面色红润,身板硬朗,和大家谈笑风生,不像是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者,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她一脸幸福的笑容,我心中竟涌出了一阵阵的感动。
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刘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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