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遇见，没有欢喜，所以分别，也无须恨意。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秦德君终于释怀。说起茅盾，她坦然地称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或许，在心里早已原谅了他。
1928年7月，一艘从上海开往日本的小商轮上，西装革履、皮鞋锃亮的茅盾像个孩子一样，一边把手里的名片一张张地抛向大海，一边快活地嚷嚷：“秦德君跳海了!”名片是秦德君的，一百张，被茅盾毫不客气地丢得一张不剩。
他已经郁闷很久了，终于可以任性一回。先是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接着，他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发表后，作品中的低沉气息、悲剧命运又遭到左翼文人的批判。他是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陈望道的建议下去日本避风的。
也是通过陈望道，22岁的秦德君与茅盾同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秦德君，突然间失去了组织。她准备取道日本去苏联留学。对同行的这个爱洒香水的男人，秦德君谈不上喜欢。
小商轮上只有她一位女客，茅盾便经常约她去甲板上看海、吹风。他给秦德君讲他的着作，讲时下的文学界，每次讲到最后，总会说到个人生活的不幸——包办婚姻，与妻子相处不好。他的苦闷，让受“五四”自由思想熏陶的秦德君生出了同情之心。
一路上，有容貌秀丽、思想进步的秦德君随行，茅盾的心情也愉快起来。他在船上给好友郑振铎写信，里面提到秦德君，从穿戴到动作、语言，甚至是一缕被海风吹起的少白头发，都被他描写得生动、细腻。下船时，两人已经很熟，秦德君称个子不高的茅盾为“小淘气”，他则叫她“阿姐”。虽然，他比她大10岁。
到东京后，秦德君住进“中华女生寄宿舍”，进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文。百无聊赖的茅盾便常常往女生宿舍跑，不懂日语，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小说又受到批判，他常常灰心丧气大发牢骚。消沉颓废的时候，秦德君总是耐心细致地规劝他，帮他分析革命形势，鼓励他振作起来向前看，甚至约他“一起到苏联去”。
仿佛有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感动之余，茅盾说他“像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到了一根救生藤”。他不再失魂落魄，开始高高兴兴地写作，写完《从牯岭到东京》后，兴奋地拿给秦德君看。秦德君边看边读，“我看见北欧命运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站在我面前，督促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不顾身边还有旁人，茅盾突然紧紧抱住秦德君，激动地说：“北欧命运女神中最庄严的那一个，就是你啊!就是我亲爱的阿姐啊!”
浮萍一样飘零海外，寂寞的心需要温暖和依靠。两人开始形影不离，上午她去上课，他帮她提书包，扶她上电车，中午等她吃饭，下午一起看电影、逛公园。即使去理发，他也要求她陪着。无论什么场合，茅盾都紧紧拉着她的手，他像孩子一样依赖她，她是他的精神支柱。
一次乘坐高空电车时，突发故障，电车悬挂在空中。茅盾没有丝毫慌张，他脸上带着笑，紧握秦德君的手，凑近她的耳朵说：“阿姐，就这样掉下深谷里够幸福的啊!”感动于他的真诚，秦德君决定一心扶持他。当茅盾做出与妻子离婚的承诺时，她与他同居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茅盾的博学多才和体贴关怀让感情一度受挫的秦德君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樱花盛开的时节，她的心也如花般怒放。
文学上的知己
茅盾提出一起去苏联，这需要先到京都找到杨贤江，接上组织关系。于是，1928年12月初他们到了京都。而因为茅盾一直生病，他们留在了京都。
秦德君把主要精力放到茅盾身上，他身体不好，有沙眼，经常牙痛、心口痛、肚子痛，她充当了护理员，百般照顾他;他想写新的小说来扭转舆论对他的批判，为没有素材愁苦烦闷，她便搜肠刮肚苦思冥想，想到了友人胡兰畦。
动人的故事、美妙的素材激起了茅盾的创作欲望，由秦德君讲述，他盘腿坐在草席上就着小炕桌奋笔疾书。每写完一部分，秦德君就负责抄稿润色，把人物的语言改成四川话，使之更加生动、贴切。简陋的小屋里，感情的共鸣让两颗心撞击出了绚烂的火花。
小说终于完成了，在秦德君的提议下，取名为《虹》。随后，她又提出把《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为《蚀》，“幻灭之感，如日月之蚀，是暂时现象，也是必然现象。”听着秦德君的解释，茅盾激动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说：“我的好阿姐啊!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我的阿姐好啊!”
上海《小说月报》连载《虹》，主人公曲折的经历，加上精致入微的笔风，一时引起轰动。在人生的低谷，是秦德君给了茅盾力量和指引。受茅盾熏陶，秦德君也开始写作，在上海《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被茅盾视为“文学上的知己”。
然而，异国的浪漫还是被现实泼了冷水，秦德君怀孕了。因为对日本不熟悉，茅盾让她回国做流产。一个人搭船回到上海，做完人流手术，秦德君心如刀绞，含着眼泪，又只身返回日本。
1929年冬，日本大检举开始了，流亡在京都的红色青年纷纷回了上海。秦德君提出回国时，茅盾坚决不肯，抱着她痛哭流涕。上海，有妻有儿，还有绝对不会准许他离婚的母亲，樱花树下，“此生不会爱第二个人”的海誓山盟，又该如何兑现?
当日本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生计都成问题时，两人不得不踏上了归程。
回到上海后，暂住友人杨贤江家中，茅盾写作，秦德君仍负责抄写。妻子孔德沚常常上门来哭闹，母亲又不断施加压力，茅盾左右为难。他的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当着秦德君的面，他对妻子不理不睬，背着她，又带着妻儿逛商店买东西，而这时，报上也出现了指责秦德君的文章。
“我一个革命女子，何必受这份闲气呢?”秦德君提出了分手，茅盾却不肯。他恳求她订下“四年之约”：等他写作四年，到时用稿费支付离婚费，再与她修百年之好。看着被家庭矛盾折磨得憔悴不堪的茅盾，秦德君心软了。
作为暂时分手的纪念，茅盾拉秦德君去照相。照片上，他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她则双唇紧闭，目光倔强而幽怨。与此同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被“谋杀”了。把秦德君扶上手术台时，茅盾双手搂着她的肩膀泪流不断，嘴里不住地喊着：“妹妹，妹妹!”
秦德君深受感动，不管朋友们如何反对，她决意与他共赴四年之约。可是，不被祝福的感情往往离不开悲剧和荒唐，从医院回到居住地，四壁萧条，人去楼空。杨贤江沉默很久才叹息着说：“北欧命运女神上当啦!”
一瞬间，天旋地转。屋里有两瓶安眠药，那是茅盾忘记带走的，拧开水管，秦德君含泪吞下药片，整整两百片。
爱情的花瓣落了
醒来时，秦德君已经身在医院一周了，重创之下，身体极度虚弱，一缕阳光都能将她击倒。没有经济来源，政治上失去了组织关系，生活惨遭不幸，社会又横加指责。偌大的上海，已无她的立足之地。在侄儿的护送下，秦德君决定回到离别十二年的家乡。
临上船，茅盾来了，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秦德君看了看他，心中酸楚，无力开口。
由于身心饱受折磨，秦德君一路上屡屡昏迷休克，不得不辗转在医院里，在秋凉时节才回到四川忠县。之后由于家庭原因，她又被送到重庆，疾病相继侵袭，后事准备了几回，历经九死一生，才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而那时，已是1934年10月了。四年，恍如隔世。
初时，茅盾接二连三还有信来，一再重复他的誓言，存着一线希望的秦德君也经常给他回信。但她发现，她的信，他根本没有收到过，显然，是被他的家人扣下了。最后一封信，他说搬家了，没有写明新地址，从此再无音信。
“四年之约”成为泡影，樱花之恋只是海市蜃楼，秦德君含恨撕毁了两人的合影，来往信件也统统付之一炬。阳关道与独木桥，就此各行其路。
舍弃了爱情，呼吸却自由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奔走在抗日前线。此时她的心里，革命前程大于一切。
本以为一切都已经放下了，然而再次邂逅时，仍是喉头哽咽，百感交集。
那天，重庆阴雨绵绵，在小胡同里，秦德君与一个男人撞了个满怀。两人不约而同站住了，冷漠而疏离地观望着。茅盾不敢正眼看她，低头匆匆离开了。
茅盾在重庆从事文艺活动，秦德君常常与他不期而遇。每一次，她坦然正视，他目光游离，遗憾、愧疚，还是残存着爱恋?不得而知。
携着各自的家庭，经历各种动荡，再回首，已是百年身。1981年，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去世了，他的追悼会，秦德君没有参加。“我们俩的目光还能相碰吗?我和他是什么关系?站在他的灵前算什么身份?”她想起了灿如云霞的樱花树，和樱花树下的柔情似水……
然而爱情的花瓣早已落下。那段际遇被茅盾有意忽略了，在他的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对于和秦德君在日本的那段生活，他只字未提。他用大量笔墨为世人留下一个勤劳、贤惠的妻子形象，他们相濡以沫的爱情成为一代文人的光辉典范。
至于樱花之恋，他宁愿自欺欺人，只当是没有发生吧。
于她，又如何不是呢?1999年，她的自传《火凤凰》出版，当被问道：“假如时光倒转，你还愿意和茅盾重新来过吗?”九十多岁的老人眼神立刻黯淡了，断然回答：“不愿意!”
是啊，有些缘分，只适合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