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戈壁滩，开春之前的积雪淹没小腿，我戴着银行劫匪般的头罩，裹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扛着沉重的仪器，在荒野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海边是湿冷，这里则是干冷，但温度低得出乎我的想象，我的嘴巴不停地开裂。夜里盖着被子时脚上的冻疮痒得难受，只能伸在外面冻一会儿，冻醒了再缩回被窝里暖一会儿，痒醒了才伸出去冻。
凌一尧想给我寄冻疮膏，但快递根本不可能送到，我这里太偏僻了，连蔬菜和肉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拖过来。一拖就拖一卡车，一吃就是大半月。
一起在这里混生计的也有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农民工耐得住吃苦，但那些细皮嫩肉的年轻人都熬不住，没呆几天便跑得光光的。幸好我在海边干过大半年，那边的条件比这里好不到哪里，早就习惯了，何况我已经没有退路。
过了没多久，凌一尧打电话告诉我，例假来了，孩子没来。她显然有些沮丧，而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怀有怎样的心情。她家里还是极力试图促成她与罗XX在一起，我们之间偶尔还会因一点小矛盾而争吵，我的脑袋像被门板夹过似的，明明知道她与我一起抗争着，可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通过这种拙劣的方式来向自己证明她没有离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