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给病人取血样时，科室的电话响了起来。我的手一抖，血浆洒了。来不及给愠怒的病人道歉，同事已经侧身叫我了：“刘樱，找你的！”
是放射科的同事。“小刘，片子出来了，他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哥。”他跟着问：“亲哥？”我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想了想，“嗯”了一声，电话那端一下子就沉默了。而我的心，就在这样的沉默中一点点坠了下去。
等不及了，我“咔嚓”挂掉电话就往放射科跑。取了片子跑到呼吸内科，顾不得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我推开门，急得几乎把胶片戳到了医生的眼皮上说：“我是检验科的刘樱，麻烦您快帮我看看！”
只是过了十来分钟，我的世界就天翻地覆了。我一口气冲下楼，在医院的一棵槐树下站了很久很久。然后我拿出手机，拨了他的号码。“嘟”了很长时间他才接听，我问他在哪里，他说：“我给你把笔记本电脑买啦，正在回家的路上。超薄的，保准你喜欢。”
我咬住嘴唇，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哥现在开着车呢，有啥事咱回家了再说啊，好不好？”我昂头逼回眼泪，说：“好。”他笑了：“这才是乖妹妹。下班早点回家，今天是你生日，咱们要开开心心地过啊。”
我闭上眼睛，靠着树缓缓地滑了下来，泪水慢慢爬了满脸。我没有告诉他，他患上的是肺癌，医生说已经到中晚期了，治愈的几率只有30%……
他不是我的亲哥。妈妈婚后一直不育，是爸爸在一次赶集时捡回了尚在襁褓中的他。
尽管有了他，妈妈还是坚持不懈地寻医问诊。他四岁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从此他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五岁的他就开始做家务。他那么小，洗碗碰掉瓷，扫地扫不干净，倒尿盆把尿撒在鞋上……每一件事都会让爸爸妈妈大动肝火。我从不知道一个人的耳朵可以被拉得那么长，像捏橡皮泥一样。天长日久，他的耳垂比常人的大和长，谁见了都说，这孩子生得多福气。
他生病了是从来没有药吃的，发烧几天几夜也得靠自己退下来；割猪草时划破了手，随手抓把干灰往伤口一摁，血就止住了；馊了的饭菜给他吞下，他拉两次肚子就又活蹦乱跳了。有一次他咳嗽很长时间都没好，嗓子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他想起我咳嗽时妈妈喂我喝过一种药，那药装在一个褐色的小瓶子里。趁爸爸妈妈下地干活去了，他到处找啊找，终于找到了那个瓶子。只喝了两口他就倒在了地上，捂着肚子打滚。因为瓶子差不多，他把打棉花用的农药“助壮素”当止咳糖浆喝了。爸爸妈妈不但没有送他上医院，还将他一顿臭骂，骂他偷东西。还是邻居的奶奶舀了盆肥皂水给他猛灌，他喝了吐，吐了喝，吐得奄奄一息，最后竟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在爸爸妈妈面前，他是不敢大声说话的，更不敢和我逗闹。但只要爸爸妈妈一不在家，他就很快乐地追着我嚷：“妹，叫我哥，叫我哥。”
一直到他九岁，爸爸妈妈才迫于闲言碎语让他和我一起上了学。村里的小学，一年其实根本花不了几个钱。
我始终没有叫过他哥，总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直呼他的名字。小学毕业的前一天，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他突然转过头神秘兮兮地问我：“有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念，你能告诉我不？”
他刷刷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歌”字。我嘴一撇，不屑地说：“你真笨，歌呗。”他说：“啥？你再说一遍？”“歌！”我又大声重复了一下。他还是问：“啥？念啥？”我恼了，连声大喊：“歌！歌！歌！这下听清楚没有？”他眼睛亮亮地看着我，说：“听清楚啦，嘻嘻，你这不是叫我哥了吗！”我不依了，“你狡猾，此歌非彼哥，一个有欠一个没欠呢！”他耍赖，“管他什么欠不欠，欠不欠你不都是叫哥吗？”
他乐得手舞足蹈，胳膊和腿都在空中划摆。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他那么开心。我突然发现，他已经15岁了，手臂和腿怎么还那么细呢？他怎么那么瘦呢？他的手上，怎么有那么多新旧交替的伤痕呢？我年少纯真的心，像被蚂蚁咬了一口，轻轻地疼痛了一下。
就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叫他哥了。虽然爸爸妈妈多年来的言传身教已让我和他们一样，始终把他当作外人，无法亲近。
我去镇上住读初中的时候，他辍了学。爸爸妈妈说，能供他读到小学毕业，就算是对得起他了，他该给咱们家挣钱了。
仗着个子高，他向人谎报18岁，到我学校附近的一个小砖瓦厂上班。砖瓦厂灰尘漫天，呛得鼻子喉咙全是灰，一天活干下来总要先清清嗓子才能发出声音。爸爸妈妈对他说：“我们挣的钱是要给樱樱存着将来上大学的，你挣的钱就负责樱樱的生活费。”他听了，连连点头：“应该的，应该的。”除掉生活费，他把每月的工资都如数上交，可爸爸妈妈还在挖空心思从他身上抠。他们甚至承认我是他的妹妹了，常常对他说：“你妹妹的鞋又小了呢，你妹妹又要买学习资料了呢。”“你妹妹”这三个字，成了爸爸妈妈找他要钱的杀手锏，屡试不爽。于是他只能从牙缝里一省再省，到最后把早餐都省掉了。
这样的日子，从我初中起，便日复一日流转到我高中毕业。六年的时间，他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只是仍然面黄肌瘦。长年累月的灰尘侵袭，他的支气管越来越不好，经常咳嗽，像个老头。他去学校找我，同学们都开玩笑：“你哥是从饥荒年代穿越时空而来的吧？”我过意不去了，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对他也太狠心了，他是人，不是赚钱的机器啊！”
他得知这句话，竟然感动得一塌糊涂。他说：“妹，你千万别怪爸妈，要不是爸妈捡回我，我这条命早没了，那我哪来的家，又哪来这么好的妹妹呢！”
我到外地上大学，他向爸爸妈妈请求随我一起去打工，也好照顾我。大城市里消费水平高，像他这样没有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仍然只能做最下层的体力劳动，收入十分微薄，供我读大学，比在小城要吃力得多。
爸爸妈妈却根本不给他留退路。他们说：“我们摸田打土块能填饱自己肚子就不错了，你妹妹开学就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你要负担不起她，那她只有卷铺盖回家种田。还有，你妹妹一没背景、二没后台，你还得想办法给她存点钱，她将来找工作时好打通关系，进好点的单位。”
他愁得吃不下饭，每天四处找工作。自身条件那么差还要求高工资，他遭了不少的白眼甚至辱骂。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兴冲冲地告诉我，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一份好活儿了。问他什么活，他笑着说：“保密，反正你哥没偷没抢，挣的钱你放心用就是了。”
他每半月就会给我送一次钱，但他从来不让我去看他。他说他干活的地方都是些粗鲁爷们儿，会吓到我的。这样一说，我也就不再过问了。他确实挺有本事的，给我的生活费越来越宽裕，我甚至有了余钱买漂亮的衣服和口红。
一晃就到了大三。有一天我的钱包被小偷偷了，一时身无分文。回想起他无意中说过他租住的地方，便一路打听着找了过去。他不在，和他同住的工友说，我带你去找他。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工友把我带到了殡仪馆的烟囱下。刚一走近就有一阵刺骨的寒气袭来，让我浑身直打冷战。工友手一指：“呶，他在上头忙活呢。”
那个烟囱足有150米高，直冲云霄，他穿着红色的工作服，像一只血色的鸽子在空中飞舞。看我极度惊讶的样子，工友说：“你不知道你哥是干这个？这叫烟囱清洗工，也就是给火化炉除尘。这活又脏又累又危险，很少有人愿意做，所以工资高。”工友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接着说：“干这行要忍受让人恶心的尸臭味儿，还多少会呛进一些骨灰残粉，肺部容易受污染。我们隔三岔五都去医院打点滴消炎，你哥却从来都舍不得，总说他妹妹差钱用。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身上这一套衣服，少说也可以给你哥打几天消炎针了吧？”
六月正午的天气，我的脸和地面一样炙热，热得快要把我烤化。我仰脸望着他，泪水不断地流出来。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终于疲惫不堪地下来了，一张脸黝黑发亮。看到我，他大吃一惊，责怪他的工友不该带我来。我哭着一把抱住了他：“哥，我欠你的太多了，我们家欠你的太多了……”
他显然不习惯我的拥抱，红了脸，笨嘴笨舌地劝我。他越劝，我越是哭得止不住。他急了，语无伦次地说：“你还记得那年那个字吗？别忘了你是叫我哥啊，既然是哥哥妹妹，又哪有什么欠不欠的？”
我以辍学为由，威胁爸爸妈妈不许再要他的钱，他到了婚嫁年龄，该有份体面的工作，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了。在我的逼迫下，他回到家乡学了汽驾，然后和别人合买了一辆二手出租车。
他为花掉给我存的钱买车而愧疚，没日没夜地出车，想快点挣回来。我拿他没办法，只是盼着快快毕业，等我工作了他就省心了，我们就都可以过上幸福轻松的日子了。
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市里最好的医院。他的气色却越来越不好，咳嗽越来越严重，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凭着医务人员的直觉，我有种不敢往坏处深想的担心。可他死活不肯和我去医院做检查，一直和我拧到我生日这天……
路过的人纷纷向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却像个疯子一样坐在树下旁若无人地大哭。我怎么能够自制呢？他这一生，从小到大每一天都在苦难中挣扎，都在为我和这个家透支他的生命啊。在他心里，他觉得他是我哥，他就欠我的，为我付出都是应该的。我突然明白，他其实对自己的病早有知晓，不然不会拖到我生日这一天才来检查，并且用尽手中所有积蓄给我买笔记本电脑，嘱咐我这一天一定要开开心心地过。
泪水流尽后是冷静。我站了起来，我要快快回家告诉他：“哥，我要治好你的病，哪怕倾家荡产。不为别的，就为你是我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