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旧历月半，一轮皎洁的明月早已升起在明净的天空。我骑着自行车离开诊所已经很远了，可师傅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难道真是我错了吗？我一时问找不到答案。
下乡改造
假期还没过完，我就赶回了单位，我抛开思想上的杂念，一头扎进了工作中。过了没多久，帮助纠正党内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的活动就开始了。有重要领导在省政府大礼堂作了宣传动员报告，鼓励大家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向领导层的官僚主义开火。作为已经是卫生厅直属单位团支部书记的我，觉得应该率先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就在省卫生厅黄副厅长的办公室外面，贴上了一张震动全卫生厅机关的大字报。其内容不外乎就是黄副厅长出门时，不论公事、私事，都用单位的小车，来客后一餐招待费就用去几十元之类的话。奇怪的是，我的大字报贴出后，响应的人却寥寥无几。虽然得到过领导的几次口头表扬，但看到同事们一见到我就躲的样子，我心里越来越没有了底。
形势终于急转直下，“反右”的斗争开始了。我终于明白，之前的运动完全是为了引蛇出洞。但我又非常自信地认为，我只是想给领导提点意见，绝对没有攻击党的领导的意思。一个礼拜六的晚上，电影院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买好票刚准备进去，卫生厅政工处的两位年轻干部拦住了我。
“请你跟我们回一下单位，领导有事找你。”两位中年干部面带笑容，客气地跟我说。
回到卫生厅政工处的办公室，几位卫生厅的领导和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开始和我谈话。这位不认识的人自我介绍说是省委宣传部“反右”运动工作办公室的。据他们调查了解，我针对黄副厅长写的大字报是青山指使的。他抽出一叠材料纸，说是掌握着我经常和青山接触的证据。组织上认为我的本质是好的，只要反戈一击，主动揭发青山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是能够得到党和人民谅解的。
社会科学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名叫青山，是中国民盟的重要成员，湖南省政协委员。由于他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现在已经是全省最大的右派份子。青山学识渊博，尤其是在文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我的确经常带着问题去找他请教，闲暇时在一块喝喝茶聊聊天谈古论今也是有的，他也曾经把西方和东方的政治生态作过比较。可是，他并没有教我写大字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啊！人总不能为了自己在是非中脱身而嫁祸于他人。考虑了一会，我带着肯定的口气，对所有在座的领导说：
虽然我和青山先生交往甚密，但青山先生并没有指使我做任何损害党和人民的事。至于那张大字报，更是我个人的行为，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
小程同志！请注意你的态度。你可一定要想清楚，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这个问题的处理，关系到你的政治生命和工作前途呢！上面来的领导用指头敲着茶杯盖，一个一个字地对我说道。我不愿再辨解，谈话就在这极不融洽的气氛中草草收了场。
谈话后的第二天，我被通知暂时停止上班，在家里写思想认识。继而省内最大的报纸上出现了“程昌坤是共青团内最大的叛徒”的文章，针对我的各种批判活动接踵而至。开始我还觉得有些冤屈，想找了解我的领导申诉。我曾经给已调到外地任地委书记的龙政委打过一次电话，他说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我的消息，希望我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党的政策是不会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我清醒的意识到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就连龙政委这样的老革命恐怕也会有很多为难之处，不方便为任何人开脱的。既然没有人可以帮助我，那就听天由命吧！我完全淡定下来了。
过了不久，省直属单位和文化界等待最后结论的“右派”们，被组织到南岳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我们扛着背包，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坐大卡车到南岳大庙旁边的一带民房里安营扎寨。
和我连着地铺的，是省花鼓剧团的编剧老夏。高度近视的他，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好像地球马上就要毁灭似的。我笑着问他为何落到这步田地？他说是因为一个现代花鼓戏剧本的讨论。在集体讨论剧本时，他主张为了体现男主角的斗争精神，提议是否把他的戏增加一点？可是，一个不懂业务的剧团领导说如果减少另一位女主角的戏就是大男子主义，就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作祟。这哪跟哪嘛！老夏气得要命，就趁大鸣大放的机会，写了一张“庙小和尚多，池浅王八多”的大字报，贴在了剧团办公室的门口。大家都知道老夏只是发泄一下而已，可上面分下来的“右派”指标还有一个名额没有到位，剧团领导班子讨论来讨论去，不知是谁说就把老夏算一个吧！他就跟着这个不幸运的队伍来了。老夏沮丧地说着，摘下近视眼镜，用力擦拭着上面的雾气，仿佛要把这倒霉的运气完全擦去似的。
我知道，这个老夏是挺有名堂的，同行们称他为鬼才，他主持并参加了很多花鼓戏经典剧目的创作，为极具湖南地方特色的花鼓戏的传承和弘扬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开玩笑似地对他说：您老先生是编戏的，应该知道要中状元开始总是要遭些罪的，等您蟾宫折桂时，说不定还要感谢这一段磨难呢！他看我无忧无虑的神情，也露出满口白牙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