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刮风下雨的夜晚，我听着屋外“滴滴嗒嗒”的声音，硬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很响的敲门声和喊叫声：程医生，快开门！程医生，快开门！这是谁深夜弄错了人家，是在叫我吗？恐怕是有要紧的急事，我赶快打开草屋的门，就有两个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人撞了进来。原来是靠近我们生产队的李家铺有一位妇女生孩子，由于胎位不正生不下来，那里离镇医院又远。接生婆认识我，知道我当过军医，就要产妇的丈夫邀人请我来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我二话没说，就带着一些器械冲进了风雨中。
产妇在床上痛苦地叫喊着，全家人都处于手忙脚乱之中。我戴上医用手套紧急给产妇做了检查，原来是臀位逆产。我给产妇作了顺位牵引，然后用手伸进宫腔把婴儿的屁股往里推，再把他的头慢慢地扳了过来。婴儿的一声啼哭，打破了满屋的惊恐和不安，也给已是浑身汗水的我天大的慰藉。婴儿的祖母向我跪下，大声呼喊着：真是感谢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他们家有人在外面工作，相比之下在农村还算生活过得去的人家。这家人为答谢我，除了二十个鸡蛋外，还另外送给我十斤玉米面、两斤菜籽油。这在那段饥荒的日子里，可以算作一个家庭的“奢侈品”了。我本来想讲一下客气，可小宝宝瘦骨嶙峋张嘴要吃的模样马上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像一个贪婪的商人，迫不及待拿起这些东西，竟忘了向这家人表示感谢，不顾通宵未眠的疲劳向家里跑去。还没进家门，我就大声嚷起来：我们的小宝宝有救啦！
自然灾害终于艰难度过去了，已经是大龄青年的庆生，也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婚姻可是经过些磨难的，不光是庆生的母亲因为儿媳妇是演员不同意，庆生的岳父岳母更是坚决表示反对。庆生的岳父岳母都是政府机关干部，而庆生的爸爸是被镇压的土匪恶霸，庆生妈妈不管出身如何，也算是土匪恶霸的小老婆。冰炭岂能同炉！双方大人的态度成了他们婚姻的重大障碍。但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庆生还当上了京剧团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县文化局的领导知道情况后，亲自出面做双方大人的工作，看着两个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又长期在一起摸爬滚打，万一闹出了什么有伤风化的笑话，那就更麻烦了。两边大人考虑到这些，只好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
婚礼举办得可真是热闹，我为好朋友的幸福干了好多杯。在大伙的强烈要求下，我和妻子还即兴表演了一段《刘海砍樵》。宴终人散，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好多年没有这么高兴过了，我还处在亢奋之中。妻子看到我的样子，也开玩笑说：你光顾着替别人高兴，可要记着什么时候给我们补一个婚礼啊！我搂着她的肩膀，望着窗外天空圆圆月亮中虚幻的亭台楼阁，充满温情地对妻子说：请相信我，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回家刚好八年多一点，“文革”开始。农村里的小青年们也举起红色的旗帜开始“造反”了。生产队没有资产阶级当权派，因为地方历史上很穷，也没有地主富农，我们夫妻俩就成了当然的活靶子。队里的树被盗了，哪家的东西不见了，这都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夫妻都要受到牵连。我妻子有很多亲戚在海外，互相通信用的纯白色信封，也成了和外国人“勾结”的罪证。我看这个样子下去很被动，就绞尽脑汁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大队革委会的周主任是对我们最厉害的。我想，把他摆平事情就好办了，我们没有钱请他吃饭，只好在他的爱好上作文章。周主任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平常喜欢喊几嗓子革命样板戏，我就找机会大力恭维他，说他以后不成正式演员也是出名的票友。我还送他一本油印的歌词本，教他唱几段如《武家坡》之类的皮黄段子。他把我肚子里的那点货还真当成了那么回事，在外到处说我是一个有艺术造诣的什么家。还推荐我们夫妻进了大队文艺宣传队。我们不用干活，就可以拿最高工分，也不用低着头为广大革命群众站台了。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趁着农闲，赶往县人民医院看病。因为最近总感觉身体很疲乏，我怀疑与早年办《血防报》常去洞庭湖血吸虫疫区有关。刚到医院准备去门诊部挂号，就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在门口和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小声交谈着。这个人虽然长高了，脱去了少年时的稚气，但我还是认出了他就是当年在联合诊所接待过我的小师弟。我们简短寒喧几句后，他把我拉到旁边的僻静处告诉我说：可怜的师傅这回出大问题啦！在“一打三反”学习班里挨批判后想不通，在学习班的卫生室偷了一瓶安眠药吃，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已经两天了，但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你看，我正为这事找有关科室的主任商量呢！
原来，小师弟在学徒期满后被师傅推荐上了医专，回县参加工作后慢慢当上了这家医院的院长。听说师傅病危，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我回来的这些年，虽然无时无刻不挂念着师傅，但总觉得当年听不进他的告诫，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有些无颜见他。在我的要求下，小师弟带着我走进了一间病房，墙壁被雪白的电灯照射发出泛着青色的光，一张床上躺着一位刚刚因抢救无效而死去的病人，另一张床上则躺着好像灵魂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我师傅。他现在浑身挂满了如氧气管，输液针之类的东西，有一个负责照护的人在打瞌睡，我们把他拍醒，我气愤地质问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