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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才进了灾区
终于找到赴川服务的机会了!
我的哥哥1993年去世。生者的痛,永远不会消失。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灾难的亲历者。
虽然是心理学家,从那一刻起,自己似乎得了强迫症——我必须早日入川提供心理援助。给上海的有关部门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向上海的朋友求助。几天过去了,终于,一个卫生局的女士告知:“灾区应该很需要你的专业知识。可是你持美国护照,好像不太好办。别生气,别着急啊。”
无奈之下,一个一个翻看手机上的姓名。好像能骚扰的都骚扰了。突然,在北京的菱跳上小小的屏幕。电话一通,菱立即说:“是要去四川吗?加入我们这里吧,明天就走!”5分钟后,她的同事屈君、我的领队就来电话,让我把有关自己的学历、专业资质发短信给他。我神经质地说:“我不是中国护照。可我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他说:“都搞定了。我们明天从北京飞,你赶紧弄机票吧。”我问关于此行的具体内容,他说: “当然用你的专业!”我不知道他的领导是谁,我甚至不知道我参加的是哪个团队。不论是被谁收编的,能赴川服务,就好。
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朋友,我的同行,我先前的中国和美国的同事,我的家人,都为我加油。小学同学季君送来了他的医生朋友为我配的药。我的小学同学陈君从洛杉矶发来电子邮件,要捐款。我接到一些素未谋面的同行的电话,都是有关赴川服务的。大家约定:共享资源,相互帮助。
21日早上刚过8点,领队屈君来了短信:“我今天飞。你也飞吧。”
“好好洗个澡吧。”此刻的念头这样简单。不知何时何地再能洗澡,我全身心地拥抱哗哗的温水,整整20分钟,空前的。
在飞机上,第一次发现航空盒饭其实不难吃的。极为恭敬地请空姐再给我一份,告诉她特别喜欢小包装袋里的泡菜。一丝惊讶掠过她的职业微笑里。一位空少送来一套食物,低声问:“是去灾区?”我点头。他笑了:“还有一个。不知道何时才有下一顿热菜热饭呢。慢慢享用。”
下飞机前,几位空姐空少坚持塞给我一包东西,说:“你喜欢的泡菜。”
行李转盘上,不少大件物品都贴有“捐助灾区”的字条。我把李君和琼捐赠的医药用品交给机场工作人员,同时声明:“是朋友托带的。”
出口处,我们团队的秘书长张君在等我们。他是一位公共政策专家,他对我说:“你这就算是我们联合专家组的成员了。你基本留在成都做调研,提建议。”虽然很想告诉他我是临床心理治疗师!可我不敢有半点意见——他们肯收编我,已是上上大吉了。
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全力
我到四川大学与我的团队会合。汶川大地震,把我们这些来自不同专业的人集结在一起。
晚餐还未结束,秘书长张君把我叫出去。他说这几天非常担心与我们同桌的Y君。说电视台已经派来接替他的同事,可他不肯走。
我和Y君找了个僻静的石櫈坐下。Y君是北京来的电视台摄影记者,14日抵达灾区后,和同事一起辗转灾区各个市州,把灾难和灾难中的军民呈现给世界。他的眼里,是无底的痛楚。长久的沉默之后,他的呼吸开始缓和。我说:“能不能闭上眼睛,看看出现的是怎样的景象?”他礼貌而又坚决地说:“我现在不想这样做。这些天,我不敢闭上眼睛。”Y君缓缓地说起他在北川中学废墟的经历:他爬进救援人员正在掘进的通道拍摄现场。他看见了待救的男孩。这时,外面传来命令:“有余震!所有人员立即撤离!”他和援救人员都不肯离开,但是,此刻的命令就是军令。他们被拉出通道。当援救人员回到里面时,那个10来岁的男孩已经停止了呼吸。Y君茫然地看着远方,不断重复着说:“我看到他时他还是活的。”当天夜里,北川一片漆黑。突然,Y君听到一个妇女凄厉的哭喊声:儿子啊,你爸爸死了,你没有爸爸了啊!Y君对我说:“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2岁的儿子,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他说:“我是一个男人,我不能离开这里。”我跟他讲了亲历目睹如此惨烈的灾难对人可能造成的心理伤害。我说:“你是条汉子,非常时期,你是战士,服从指挥是天职,你回去好好调节,你儿子需要的是一个身心健康的父亲。”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告诉他:“如果你需要专业心理帮助,我会联系北京的同行。”
随大家去我们设在川大的办公室。一进门,看到红色横幅“汶川大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成都基地”。张君说:“你也成基地成员了。”他介绍说,这个团队是国家救灾委员会发起的,有各方面专家参与。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收编我的是这么个基地组织。
没有客套。先期到达的人员介绍他们所做的工作,交流信息,讨论当天的安排。我的任务也明确了:就灾区心理救援做调研。我要求随小分队去灾区。张君说:“这几天预报有余震。疫情也严重。而且灾区景象惨烈。你留在成都做调研。”我有些生气,可不敢出声。毕竟,非常时期,基地组织,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请当天去绵阳的人帮助我了解那里心理援助的情况。
大家兵分几路出发。我一边写东西,一边担当起成了临时的办公室主任的重任——接听电话,记录每个人的行踪。非常时期,集体是力量,是安全。
不知何时,房间里多了一个人。她自我介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晨,平时主要搞环保的。她说她昨天10点多飞抵成都,因为机场有太多的救灾物资要先处理,她是今天凌晨才拿到行李,3点才到住处的。她告诉我,四川大学校园内这会儿有个心理志愿人员培训。我马上请她代理办公室主任,然后拦了辆出租车,几分钟后赶到了正在作培训的大礼堂,里面已经挤满了人。真好,有这么多的心理志愿者。
10分钟后,张君在等我去灾民安置点,我冲到楼下,正碰上一辆脚踏三轮车,一路和师傅聊天。他说:“你是志愿者吧。”我问为何做此猜想。他说:“你的口音,你的穿着。”我看看自己一身上山下乡的装束,笑了。成都的女子,照样高跟皮鞋,照样描眉画眼。非常欣赏她们的从容淡定。突然发现包留在办公室,身上没有任何钱。告知师傅实情,请他在门口等。他说:“不用了。我为志愿者当回志愿者。”我说:“到我成灾民了,你当志愿者来帮助我呵。”
晨和儿童政策专家曲君也决定和我一起去灾民安置点。这里是“512民间援助中心”,这里组织、整合来自各地的民间志愿人员资源和民间捐助资源,与政府部门合作为灾区灾民提供有序有效的服务:“爱心需要管理。”
晚餐时,我告诉大家:“我今天上午和晨在办公室初次见面。出门后,才知道她有那么多的粉丝,男女老少都有!”晨大笑:“我上午自我介绍后看到你的反应,就知道你两耳不闻窗外事。”她说她把我的电话号码给闾丘了。我问闾丘是谁。她无可奈何地说:“闾丘,闾丘露薇,凤凰台的。”我还是茫茫然。晨说:“你们复旦的。”我这才有了兴趣。晨说她和闾丘讲及我对心理援救及媒体作用的了解和想法。
大学室友化来电话。她开口就教训我:“这非常时刻,你的自由主义得收敛呵。“我说我前所未有地服从命令,连上厕所也报告的——怕余震来时大家不知道到哪里救我。”她说:“这地震还真能改变人啊。”
我有两个东西要写,一个关于心理援助有序规范之必要性的,一个关于媒体在心理援救中的作用的。
终于,我可以进入灾区了。从都江堰市到我们的目的地向峨乡,一路都是倒塌的房屋。农田里战士和老百姓在劳作。下车前,张君一再叮嘱:“这里灾情严重,特别是向峨中学400多人,没有从废墟中出来的有300多。大家一定要尊重群众。”
几个居民告诉我们:这里一个女孩从废墟中被救出来时还不忘说出自己和父母的名字。她被直升飞机运出去了。父母至今还在寻找孩子的下落。居民们找来孩子的母亲。她丧魂落魄地自语:“女儿在哪里呢?”吴君安慰这位母亲:“我们帮你一起找。我们发动更多的人帮你一起找。”她回到帐篷找出女儿的照片。吴君拿出相机拍相片,拿出笔记下女孩和她父母的姓名和父母的电话号码。
几个人一直在劝说一位中年妇女不要进危房去拿东西。一个战士路过,说:“我和你一起进。你听我的,我让你离开你就离开,好吗?”她高兴地答应了。这位战士的臂章是“铁军”。我随他们来到一个3层的危楼前。他们进去,我等在外面。大约3分钟,他们出来了,手上都是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她说:“我可以做饭了。”战士送她到了帐篷口后才离开。我和战士边走边聊。他说废墟抢救结束后,他们一些卫生兵留在向峨帮助安置幸存者。他是从河南驻马店农村参军的,已经当了4年兵,年底就退役。“他们遭这么大的灾,太苦了。那么多的人在废墟里,救不出来啊。他们的家人要伤心一辈子啊。”
我连夜赶写以学校为切入点的心理救援方案。我一早把方案交给领队,请他提意见。领队说:“你还真赶出来了。其实,何年何月才能实施呵。”我说这至少可以减轻无力感。他说还可以做个以社区为基点的心理援助方案。我说我今天就做。我告诉张教授我离开四川以后愿意帮助他的心理团队。我答应他尽快帮助联系我10多年前在洛杉矶读书时的教授——创伤心理研究权威,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晚上餐桌上,有闾丘露薇和她的先生。闾丘露薇说地震时她正在日本度假,飞抵四川后,才发现进入灾区的道路根本不通,是四川野外俱乐部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她和她的同事们进入震中的。“志愿者和军人,最让我感动。”
人民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高扬起生命的旗帜:抢救每一个活着的生命,尊重每一个逝去的生命。生命如此至高无上,以至于人们愿意以生命去抢救生命。母亲对孩子,老师对学生,同学对同学,军人对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