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英雄往往隐藏于百姓之中。平头百姓的传奇故事照样惊天动地!这里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红枫：保卫农村女童的百姓传奇，下面请跟随小编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红枫：保卫农村女童吧。
寒冬，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一所乡村小学的60多名女生，挤在一间教室里，正上着一堂不同寻常的课。 讲课教师王玲问，“我们上节课讲的内容是什么？” “我的隐私部位不能碰，我的身体我做主！”小女孩们齐声喊着，声音穿透了这座砖瓦砌就的二层小楼。 王玲点点头，“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什么叫隐私部位？”全班争先恐后地举着手，有的跃跃欲试地站起来，“内衣内裤遮盖的地方。” 教室里最后站着三四位乡村女老师，有的捂嘴笑了下，有的溜出了教室，过会儿又探进身来。 这是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红枫”）在农村小学开展的“女童性侵害预防教育”课堂。两年来，“红枫”从最初的“屡屡碰壁”到后来“被低调地欢迎”，她们已走进了17所农村小学的课堂。 不过，“红枫”创始人王行娟说，努力带来了转变，但这些与全国农村女童普遍性教育淡薄的现状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 这么一讲， 好像我们这有这种事发生一样 年过八旬的王行娟25年前创办民间公益组织“红枫”，专注于妇女儿童的心理辅导和咨询。大约十年前，她开始注意到农村女童被性侵的现象。有一次，她看到一则新闻，一名不到一岁的农村女婴被成年男子性侵，下体血肉模糊。王行娟震惊得泪流满面，暗下决心，必须得做点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筹不到钱，我们早就开始了。”王行娟回忆道。那时，红枫的很多项目都筹不到款，遭拒理由往往是，“中国女性目前的问题是生存，还谈不到发展，你还要解决心理问题？太奢侈了吧！” 眼看着扶贫、环保、扫盲的公益项目都能申请到资金，自己这些过于有“前瞻性”的想法却惨遭闭门羹。 直到2010年，王行娟受邀到美国参加一个反家暴会议，期间与“美国重要之声”基金会负责人聊起女童性侵预防教育的想法，没想到立即得到对方的认可，一年之后，她拿到了两万美金的项目基金。 钱到手了，另一个没预想到的困难又出现了：没有一所农村公办小学对红枫敞开大门。 项目负责人郭永水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一位发小，后者如今是河北一所农村小学校长，希望通过私人关系开展项目。对方依然犹豫，“专家来讲课我们当然欢迎，可谈什么不好，非得谈性？这么一讲，好像我们这里有这种事发生一样。” 郭永水只好妥协，“那我们不说性，只说安全教育。” 校方还提出了几点要求：宣传手册中的“性教育”全部改成“安全教育”；如有媒体采访，不得说出学校名字，“以免惹麻烦”；不能讲生殖器；课件里不能出现生殖器的图片；“不能讲得太暴露”，只能接受“点到为止”…… 第一堂课开始了，家长和学生一起听讲。讲师王玲小心翼翼地，讲如何防火、防地震、家用电器使用守则等；第二堂课，王玲慢慢渗入家庭教育，讲了些“女孩不要单独走夜路”之类的内容；几次下来，王玲觉得自己和家长、孩子都建立了信任，才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我们只邀请女孩留下来，讲如何预防性侵。 王玲问孩子们：“你们觉得什么最重要？”女孩们答，“健康！”“安全！” 王玲欣喜，“好极了！那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比如，谁能告诉我什么叫隐私部位？” 孩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头发、眼睛、鼻子、嘴，膝盖、太阳穴……只有一个小姑娘指了指自己的胸部，说，“这儿。” 几堂课下来，王玲告诉孩子们，内衣内裤遮盖的地方是隐私部位，别人不能碰；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是别人；反复强化后，王玲让孩子们模拟表演，遇到坏人怎么办，如何报警，如何拒绝陌生人等等。 女孩们很快接受了新奇的课堂。但很多家长得知后打来电话训斥，“你们这是在教唆孩子！本来不懂，都让你们教坏了！” 王玲觉得，保护女童不受性侵犯，第一道防线是家庭，第二道防线是学校，既然想把工作做扎实，家长、老师的工作也都要做。 于是，她把给孩子们上课的内容，再传递给家长、老师，希望得到他们的配合。慢慢地，家长发现，只要拿捏好尺度，这样的教育对孩子有利无害。可每当王玲希望得到家长的反馈时，大人们面面相觑后，问，“孩子上课不听讲怎么办？”“怎么让孩子先写作业再看电视？”…… 王玲觉得，中国人对性的保守观念根深蒂固，家庭和学校的性教育长期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农村和城市流动儿童则更单薄，“红枫”所做的预防教育，其实迫在眉睫。 如果有坏人要侵犯你，怎么办？ 去年8月，“红枫”受邀去安徽阜阳为农村女孩和中小学老师做女童预防性侵害教育培训。 火车上，一位年轻的父亲得知王玲的工作后问，“你们做完了几个小时培训就走了，之后呢？孩子们肯定还会有大量的问题，那时候怎么办？”王玲很受触动：怎么样让这样的教育开枝散叶，并在当地生根发芽。 两个小时的课堂上，侯志明让几百个孩子写下各自对“性”的理解，回京之后，她一个个地翻看这些纸条，有些词汇触目惊心：动手动脚、侵害、压迫、恶心、厌恶、迫害、丑陋、可怕、伤心、痛苦、犯贱……她揪心地想，“可能这些孩子已经出了事。”但她很难再重新找到这些孩子，单独为她们做心理辅导。 从2011年开始农村女童预防性侵项目开展，王玲和侯志明走访过很多农村学校，她们发现，在家里，就连最亲近的母亲也没有告诉女儿们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怎么说，还是让学校去说吧。”但教育部设置的性教育课程，在大多数学校基本无法落实，有的学校连书都不发，有的发了书后告诉孩子们，“自己看吧。” 去年9月13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发布《女童保护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县以上妇联受理幼女受性侵的投诉达到500多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女童（外来务工人员或其女儿）则是主要受害人群，在北京、兰州9所高中里，性侵事件发生率为6.7%-21.8%。此外，2011年1月到2013年6月期间，媒体报道的儿童性侵害类报道约45篇。 不过王玲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一位“红枫”志愿者曾在课上问：如果有坏人要侵犯你，怎么办？一个女生回答：自杀！其他女生竟然纷纷表示赞同。深感震惊的同时，王玲说，“在羞耻感的影响下，大多数女生可能会做同样的选择，密不告人，而作恶的人则消遥法外。” 在舆论的连续关注下，2013年10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表示将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并首次明确了从重处罚的七种情节。 更多的公益组织也加入了“红枫”的行列。王行娟说，这些都让“红枫”看到了希望。不过，“舆论的关注，教育部的纲要，最主要的是落实”。她觉得，如果没有与孩子们真正的面对面交流，再多的法令条文，都形同虚设。 作为项目的实际授课老师，王玲的感触更多。“其实我们做的不只是教会孩子如何保护自己，还要帮助她们理解，什么是生命，爱和尊重。”她说，“真正的性教育，最终是生命教育，孩子们不只从中得到知识，还要学会拒绝，学会责任，学会如何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