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上行医，世代的中医，口授心传，不知道传了多少代。听说有一位曾祖做过朝廷的御医，还被赏了顶戴花翎呢，还乡时带了位不知是公主、妃嫔还是宫女的女人到腰店子落了籍。腰店子转鱼台土地那儿有个坟，村人管它叫娘娘坟，都说这娘娘坟里埋的就是我曾祖从京城带来的女人。
至今我们村都保留了很多与医药有关的地名。村公路脚下的大堰叫药铺堰，村公路岔开的一条通往我们家的小路叫药渣子路，与药铺堰隔路相望有一口井叫汤药井。据说这口井是我们另一位曾祖挖的，井旁鱼腥草成堆。村人熬药大都取这口井的水，还顺带着揪一把鱼腥草回家，说是清热败火最好了。后来这口井被越传越神，说是这井水熬的药，病不仅好得快而且还断根。
奶奶说，那个时候，因了药到病除的医术，祝家不仅救死扶伤，还给人说公了事，威望很高，算得上一方乡绅。你爷爷生前总说，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到了你爸爸手中，他不学医，一本《汤头歌》背了十几天，还是“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这开头两句，你爷爷说你爸爸没学医的天分，就算了，后来供他读书，当老师，照我看当老师没有当医生好。
奶奶一直对咱家医术断代深感遗憾。她希望后代中有人能把这个代接下去。哥哥考学时，她坚持哥哥学医，也建议我读卫校，但是我们都志不在此，她连连感叹，后继无人。父亲后来身染沉疴，倒床不起，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和黑心敛财的庸医时，也深深体会了奶奶的心情，再三叮嘱我跟哥哥，后辈中一定要让一个孩子学医，学中医。父亲美好地认为，中草药乃上天所赐，贱而养人，使病者不必花费许多钱财却能使身体康健，既是上天的德也是医者的德。
在村里，奶奶的辈分最高，没有一个人称她为姐啊妹啊的。与奶奶差不多年纪的老人都称她为麦婶娘，晚一辈则称麦先婆，再晚一辈则是麦太太、麦老太太。由此我知道了她的小名叫麦儿。跟她吵架吵输了，我就跑到稻场里大口大口地叫麦儿麦儿。而她则顺手抄起家伙向我砸来，碗啦、茶杯啦、杨杈扫帚啦，有一次，向我飞来的竟是一把椅子，要不是我躲得快，险些就命丧椅脚。她很是混账，不过讨她的光，我和哥哥从娘胎里出来就有人称我们大爹、小爹。母亲说我跟哥哥是村里的儿前辈。
奶奶很白很胖，一富态像。奶奶的发式跟村里其他老妪不同。奶奶不像她们蓄发拢结在脑后用簪子挽个揪，那些老人头发脱得厉害，与其说是揪还不如说是打的疙瘩，小气。奶奶头发厚，剪的是如学生头一样的短发，然后用个黑色的软围梳将头发打网似的拢到额顶，头发根根后倒，露出满满一张脸和两只厚耳，干净利落，大气。
到了夏天，奶奶出门通常是穿的确良无领衫，软绸裤子，松紧口的黑布鞋，提一只黑皮包，拄一根红漆拐棍，右手无名指上戴的黄灿灿的箍儿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这个箍儿是我从父亲得奖的钢笔帽上取下来丢地上，她捡着了就戴上了。她带着我上街赶集，有位卖副食的老头儿在她走过去后，拉着我的手悄悄打听，小姑娘，前面这位婆婆是不是从台湾回来的啊?
不是。我说。
然后我兴冲冲地跑到她跟前向她报告，说，奶奶，奶奶，那个老鳏子问你是不是从台湾回来的。
哪个？她笑眯眯地问。
诺。我用手指过去。
她瞧了瞧不说话，抻了抻衣服，嘴角一咧，露出一丝笑来，看来她心里是百般受用的。一个乡野老太太被人认作是台湾回来的，多牛叉。
钢笔帽她一戴就是好些年，褪色了，她就用洗衣服的水擦擦，照样的光闪闪，从来没有一个人怀疑那是假的。大姨奶奶做六十岁时，几个亲戚坐在一堆，大姨奶奶的女儿拉着奶奶手问，姨妈，您这金戒指是不是老外公传下来的？
奶奶说，这哪是金戒指呢，是莺妮子钢笔上的帽箍。
大姨奶奶的女儿说，姨妈，你哄我呢，我又不要你的。他们压根就不相信奶奶手上一戴好几年的戒指是假的。我们村有个叫秀儿的老寡妇枯枯瘦瘦的，她手指上倒是一只真金戒指，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那是真的。为此奶奶说，我假的别人非要说是真的，秀姑的是真的别人非要说是假的，这就讲不清白了。她虽然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状，但任谁都能听出满满的得瑟味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