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年过去。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遍地开花似的小货摊堵住了国有供销社的大门，沙翠花所在的商场，每月连二十元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郑天良所在的工厂也由中央直属转为地方运营，境况越来越差。许多失业的工人都在山上开荒种地，喂起了猪羊鸡鸭。郑天良可不是种地的料。为了寻求新的发展，他和沙翠花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同赴海南闯荡世界。
他们来到海口市，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找到了一家中介所。两人交了二百元中介费，被介绍到了一家修造厂做搬运工。谁知只干了一个星期，厂里一分钱不给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中介费也一分不退。原来，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在这里是很难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的。
就这样，没过多久身上的钱就花光了。他们只好向老乡借钱在路边摆了个烤羊肉串的流动摊，一见戴大檐帽的人来就没命地跑。郑天良的小白脸已被烟熏成小灰脸了。沙翠花也常常是一脸汗水一脸灰土。往日的高贵和风光已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二人相对总是凄然一笑，多少失落，多少无奈，都溢于这一笑之间。郑天良常常望着比农妇还农妇的沙翠花，心里就会想起现在已转成公办教师的王秀兰。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人贫到极处总能逼出智慧。郑天良租住的小屋旁边有一家搞装修的小店铺，看起来很赚钱。他一有空闲就过去转转，给人家帮个小忙。时间长了他就偷学来两招。后来用卖羊肉串挣的钱也开了一个装潢店。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小店慢慢发展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装潢公司。
一九九四年，他们已经拥有一百万元的资产。可这时的沙翠花因过度劳碌却身患多种疾病。丈夫说她是个大功臣，叫她在家当全职太太坐享清福。感恩戴德之下，她就把家里的楼房和存款都归在丈夫的名下。她觉得属于丈夫的和属于自己的没什么两样。闲下来后她也曾不时地警惕着丈夫身边的每一个女人的身影。观察了一段时间没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她心想自己是该享享晚来福了。谁料福没享成倒是灾难临头了。
有一天，郑天良把生意伙伴的女儿何秀领回家来，对沙翠花还开玩笑似的说：“这是新夫人。”何家是生意场上的权势人物，曾经给过他们很多方便，沙翠花不好发作，只好低声下气地用开玩笑的口吻悄声问道：“叫她来，把我放哪儿？”郑天良斜了她一眼低声说：“别多问，反正你不能让我难看，不然就离婚！”“离婚”这两个沉重的字眼是沙翠花最害怕听到的。她心想不论什么变化她都能忍受，就是不能离婚。要是没有了丈夫，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珠光宝气的何秀一进门就盯着沙翠花问她是谁，郑天良佯装一笑说：“她是我嫂子。”说罢就在家中和何秀旁若无人地亲热。没多久，两人确定关系后，精明的何秀一再追问郑天良，并大吵大闹。郑天良这时候却把担子撂给了沙翠花。沙翠花怕把事情闹大了，丈夫完了自己也就完了，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让何秀为大她为小，让何秀专管财政，她只负责家务。只要不离婚沙翠花什么都愿意忍受。
在后来的日子里，公司的员工都直呼何秀为老板娘，见了沙翠花都唤作老沙。沙翠花为了大局耐着性子忍着。就这样何秀还不满意，随着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脾气也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大吵大闹，下令不准郑天良再到楼下值夜班了，在财政方面也对沙翠花更加收紧银根。到了这个时候，沙翠花才清楚地看见自己的一切全完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只得以重婚罪将丈夫告上法庭，并提出离婚，要求分割财产。
对簿公堂的时候，沙翠花才发现丈夫郑天良早已把全部财产转移，分割给她的是二十多万元的债务。那天晚上，沙翠花只觉得风在悲鸣，雨在呜咽，满腹委屈无处诉说。她见了与她相依为命十八年的儿子小聪，就涕一把泪一把地说：“聪儿，你都看见了，这些年我为这个家出的是什么力，受的是什么罪，你爸他不该把财产都给了二奶。”小聪却说：“当年你不也是个二奶，我妈都放过你了，现在啥也别说了，还是要以大局为重，还是多为我的前途想想吧。”
原来小聪早已明白沙翠花是拆散自己父母的罪魁祸首，后娘的千般殷勤也无法弥补对自己生母的伤害。沙翠花一听此话晕了过去。事到如今她才看清了，孩子还是自己肚里出的心里热，不是己出冷似铁。她无言以对，一任那无声的泪悄悄从腮边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