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三山镇毒;医者心，仁者心，中国心，齐心抗疫。
在疫情面前，钟南山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支柱”。17年前，是他，领军战非典;17年后，又是他，披挂上阵，冲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线，给全国人民吃下定心丸，在危急时刻展现了国士无双的风范！
当我们翻开钟南山的家史，惊讶地发现，站在钟南山身后的，是一个与其母亲廖月琴密切相关的极硬核的廖氏家族：
林语堂，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他的妻子叫廖翠凤;
殷承宗，闻名于世的著名钢琴演奏家，他的母亲叫廖翠娥;
林俊卿，著名音乐家、“林氏咽音练声体系”的创始人，他的母亲叫廖翠畴;
戴魁戎，中国工程院院士，骨科生物力学专家，他的母亲叫廖素琴;
廖永廉，医学博士，1957年发现福建省首例钩端螺旋体病，曾任厦门市卫生局专家顾问，厦门市政协委员……
是的，这些杰出人物，都是鼓浪屿廖家的成员。
鼓浪屿廖氏家族，是真正的“精英豪门”，这个大家族人才辈出，在近百年歷史里留下了许多大爱无私、荡气回肠的故事！
【家史】
林语堂廖翠凤夫妇：凤谐鸾和
文坛佳话
林语堂，189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品有《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等，在中国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廖家在鼓浪屿的祖宅位于漳州路44号和48号，通常这处祖宅被叫作廖家别墅，但流传更广的一个叫法是“林语堂新娘房”，当年林语堂就是在这里和妻子廖翠凤成婚的。
林语堂的岳父廖悦发是从当时的福建龙溪县来厦门的廖氏二代，他最初跟着父亲廖宗文在竹树脚礼拜堂附近开了一家竹器店。廖宗文白手起家，不仅钱庄生意遍天下，家族更是人才辈出。
廖宗文育有四子：廖清霞、廖悦发、廖天赐、廖天福。
后来，老大廖清霞迈出了下南洋的脚步，到了印尼，通过打拼开了修造船厂以及土产公司。随后，廖悦发也到了印尼，兄弟齐心，在异域他乡赚得盆满钵满。得到原始财富积累的廖悦发，最终回到了厦门。
回厦门后，他开始涉足多个领域。1910年，廖悦发开钱庄，同时，早期厦门的第一码头、大同酱油厂等，廖悦发均有投资。
然而，上世纪30年代，廖家在印尼的公司遭遇火灾，加之内地与海外往来生意被拖欠巨款，资金链断裂，廖家也由此家道中落。好在廖家致富后，非常重视教育子女，和鼓浪屿很多世家都有姻亲关系，子孙后辈尽出人才。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廖悦发的二女儿廖翠凤与大文豪林语堂的传奇婚姻。
1912年，林语堂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才华-横溢的他深得女同学的崇拜，在众多的崇拜者中，林语堂和来自鼓浪屿、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的陈锦端走到了一起，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就陷入热恋中。
可惜这段热恋被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拆散。陈天恩是鼎鼎有名的淘化大同实业有限公司的创立者之一，富甲一方，同时他还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陈天恩十分明确地要求女儿必须和林语堂分手，因为他已经为女儿订了亲。为了缓和矛盾，陈天恩给林语堂介绍了自己的邻居、廖悦发的二女儿廖翠凤。
彼时的廖翠凤同样就读于圣玛丽亚女校，她是林语堂的崇拜者之一，她的哥哥和林语堂也是同学，有时假期回鼓浪屿，林语堂常到廖家串门吃饭。
廖翠凤早已芳心暗许，但廖家人有着和陈家同样的疑虑：出生大富之家的小姐跟着一个穷牧师的儿子（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是漳州的牧师），以后能幸福吗？廖翠凤的母亲曾担忧地说：“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却坚决果断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
廖家见女儿如此坚决，也就应下这门亲事，两人在廖家成了婚，由于不是入赘，所以他们的新房被安排在偏房，新婚之夜，林语堂直接把结婚证烧掉，说“结婚证是为离婚准备的”，言下之意是要和廖翠凤过一辈子，以报她不嫌贫下嫁于他之情。
而陈锦端坚决反对父亲安排的姻亲，后来远走海外，直到30多岁才回国和厦大一位教授走到一起，终生未育。据说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就是以他自己的这段情感往事为背景创作的。
婚后，廖翠凤便陪着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
刚到美国，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廖翠凤没有工作，林语堂本来是有助学金的，可是留学生总管拿着这笔钱去炒股，投资失败后自杀了。两个人失去了生活来源，生活极其困顿。廖翠凤外出打工，自幼家境优越的她，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她还卖掉陪嫁的首饰，补贴家用。林语堂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之后，林语堂继续求学，他先在歌德的故乡耶鲁大学攻读莎士比亚，获得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获得博士学位。
结婚快四年了，廖翠凤才敢怀孕。由于经费不足，他们不得不决定回国分娩。
1927年至1936年，林语堂在上海，抗战初期，林语堂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抗日，廖翠凤也走出家门，担任了纽约华侨妇女发起的救济会的副会长。她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知己与战友，二人生育了三个女儿。
1936年，林语堂应赛珍珠之邀赴美写作，先住在宾夕法尼亚省的乡村里，觉得不方便，后迁居纽约。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既没有入美国籍，也没有办长住的绿卡，只带着中国的一张护照。
1966年，林语堂回国，定居台湾，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引发红学辩论。1967年，林语堂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林语堂视此为写作生涯巅峰之作。
1975年，林语堂出版《京华烟云》，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逝世于中国香港，灵柩被运回中国台北，埋葬于林家庭院的后园。
观其一生，林语堂无论风光或落寞，都与廖翠凤携手同行，成就了一段佳话。
廖永廉陈锦彩夫妇：医学翘楚
强强联姻
廖永廉，1916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4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上海行医，后来为了照顾母亲回到鼓浪屿，他先是自己开诊所，后受聘于林遵行医院。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担任厦门市第二医院（原救世医院）内科主任，龙岩地区第二医院副院长，福建省第一例钩端螺旋体病就是他发现的。
廖家的后人中，有一对很受鼓浪屿人尊敬的夫妇，鼓浪屿人称他们为廖医生和廖医生娘，他们就是廖家三房的廖永廉和陈锦彩夫妇，钟南山院士的舅舅舅妈，二人都是厦门医学界的翘楚。他们的结合，是鼓浪屿医生世家到现在还为人称道的联士因。
陈锦彩出身于名医世家，伯父陈天恩结合中医研制的“猪肚粉”，現在还是医治儿童消化疾病的一剂良药。陈天恩的儿子陈希佐、陈希礼、陈希和、陈希圣也都是一方名医，在各自的领域都卓有建树。陈锦彩的父亲陈天宠同样医学成就很高，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在上海工部局医院担任外科主任，可惜天妒英才，45岁时不幸因肺炎和脑膜炎并发去世。
陈锦彩出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基督教教会小学、厦门集关小学、上海圣玛丽亚女中和国立上海医学院红十字会附属高级护士学校等。抗战期间，她在上海十九路军伤兵医院、上海工部局隔离医院和上海中山医院担任护士。回鼓浪屿定居后，曾任厦门基督教女青年会青年部干事、鼓浪屿区侨联副秘书长。
廖、陈两家是世交，后来两人坠入爱河。1943年，廖永廉与陈锦彩在上海结婚，1948年，夫妻俩举家回鼓浪屿漳州路44号、48号定居。
有意思的是，陈锦彩的堂姐就是林语堂的初恋情人陈锦端，但嫁到廖家之后，按辈分，陈锦彩得称呼林语堂为堂姑父。
廖家人大多通英语，每逢外宾来岛，廖家便成为接待的一部分。廖永廉才情并茂，夫妻伉俪情深，且医者仁心。解放初，来鼓浪屿寻访廖永廉的疑难病患中，多有内地贫苦农民，不但能获得悉心治疗，他还经常把付不出住院费的病人移到家中将息，陈锦彩亲自熬鸡汤照顾病人。
廖永廉1976年退休，一直到去世，鼓浪屿人仍然叫他廖主任，称陈锦彩为“廖医生娘”。夫妇二人古道热肠，一直受老鼓浪屿人的称道和感佩。
著名诗人舒婷在她的散文集《真水无香》中写道：“仅提陈锦彩，知道的人也许不多，要是说起廖医生娘（廖娘），那真是无人不晓。廖娘一辈子热心参与本岛大大小小事件，官方的、民间的、教会的、家族的、邻里的，廖娘总是有求必应，有应必不吝使力。”
上世纪90年代初，因看到医学院的学生只能三四个同学共用一具人体上解剖课，陈锦彩和廖永廉专门到厦门市卫生局询问遗体捐献的情况，卫生局回复还没有开始这项工作。2007年，厦门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得知消息后，已经90岁的陈锦彩马上风风火火地和委员会联系（廖永廉于1994年去世），办理了自愿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手续。
如今，已经103岁的陈锦彩依然思维清晰、身体健康。钟南山回鼓浪屿也会去看望舅妈。
廖永廉和陈锦彩共育有四个孩子，除大女儿廖彩廉因病早逝外，其他三个儿女都事业有成。大儿子廖少廉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现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世界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小儿子廖幼廉、小女儿廖彩廉均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钟世藩廖月琴夫妇：经风历雨伉俪情深
廖月琴（1911-1966），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的高级护理专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现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曾被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文化大革命”期间，56岁的廖月琴不堪红卫兵与大字报的羞辱而自杀。
钟世藩（1901-1987），福建厦门人，儿科医学专家，国家一级教授。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出任广州中央医院（今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并受聘为岭南医学院儿科教授;1948年出任广州中央医院第二任院长;1949年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1953年调任华南医学院儿科教授、主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1年，廖月琴出生于声名显赫的“鼓浪屿廖氏家族”。她的父亲廖超熙，是廖悦发弟弟廖天赐的儿子，他下过海经过商，思想超前。廖月琴的母亲谢淑媛出自大家族，温柔贤惠，能识大体。年少时，廖月琴在当地毓德女中读书，而后考了协和高级护校。虽然出身名门，但廖月琴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是“伺候人”的护理专业。从此，廖月琴走上了献身医学的路，也因此遇到了一生挚爱：钟世藩。
钟世藩1901年出生于厦门，幼年就失去双亲，总角之年就被人带到上海，给一户人家做仆人。即便寄人篱下，生活贫苦，他始终坚信：唯有读书能改变命运！一边做苦工、一边刻苦学习的钟世藩，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协和医学院实行严格的淘汰制。钟世藩同届学生40人，只有8人拿到了学位，钟世藩就是其中之一。
1930年，钟世藩从协和毕业后，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即便是在美国，能拿到医学博士者亦是精英中的精英，然而，钟世藩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后，钟世藩成为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是赫赫有名的“八大金刚”之一，同时也是我国著名的病毒学专家，他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是我国最早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
两人相恋后，由于钟世藩出身贫寒，还比廖月琴大了十岁，门不当户不对，年龄也不相当，遭到了廖家家长的反对，但廖月琴认定了的事就要做，认定了的人就要嫁。
1934年，23岁的廖月琴与钟世藩结婚。廖月琴与钟世藩成婚后两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钟南山。
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钟家一行从南京迁到贵阳，在贵阳中央医院工作。此时的钟世藩，担任贵阳中央医院的院长兼儿科主任，廖月琴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曾经，廖月琴是家人捧在手心的公主，嫁到钟家后，过着贫困的日子，住的是破烂茅屋，粗茶淡饭有时都吃不上。但廖月琴的心却异常平静，无论生活如何起风浪，她始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抗战胜利之后，一家人搬到广州定居。钟世藩的工作非常忙碌，照顾家庭、教育孩子的重任就全都交给了廖月琴。
1949年，钟世藩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儿科教授，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卫生司司长王祖祥频繁到访，动员钟家带着广州中央医院的13万美元财产去台湾。钟世藩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是中国人就得呆在这里，而不是离开。”
广州解放后，钟世藩将13万美元交给了解放军的临时军管会。即便经历磨难，钟世藩从来没有后悔过留在祖国大陆，不改爱国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廖月琴担任中山医科大學肿瘤医院副院长，她还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为中国医学事业，鞠躬半生。为了能做好工作，廖月琴去上夜校，读的书都是关于解剖、肿瘤的，钟南山就问母亲，学这些干吗，都半百之人了。廖月琴的一番话，令钟南山留下很深印象：“我要当肿瘤医院的院长，总不能连肿瘤是什么都不知道。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懂一行。”
廖月琴54岁时，家族有过病史的她，也得过一次心肌梗死，她的姐姐就因此病去世的。而坚强的廖月琴住院时，并没有让当时还在北京上学的钟南山知道。
廖月琴非常负责，要保持病房的干净，为了病人不受感染，拒绝了当时医院党委宣传部要在墙壁上贴一些语录的要求。后来仅因这个原因，“文化大革命”时，她被安上了罪名，受到批判。56岁的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抗争不公。
钟世藩为了缅怀妻子，将廖月琴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卧室里，陪伴了整整12年。
廖月琴含恨离世，丈夫钟世藩也没能逃脱厄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钟世藩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本是儿科医学专家，却失去了医生的工作，被指派到儿科洗奶瓶，不能出诊，不能搞科研，这让古稀之年的钟世藩既痛心又无奈。
经历浩劫的钟世藩挺了过来，在晚年时，他想为祖国留下一本医书。
1975年，74岁的钟世藩开始写《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直到1978年写完，耗费了3年的时间。而当时的他已患白内障，视力严重下降。为了赶在自己“失明”前写完，他强忍不适翻阅医书，一字一句艰难地写。
钟南山心疼劝道：“您年纪这么大了，写得这么辛苦，就不要写了吧！”
钟世藩一口回绝：“不写让我干什么？让我等死吗？”
历经4年艰辛，钟世藩终于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由此得到的稿费3000元，钟世藩把其中的1500元给了帮他抄书的温医生作为酬谢，另外1000元给了当时帮助他查阅资料的人，自己留下500元买了《儿科疾病鉴别诊断》送给了别人，等于是稿费一分都没剩下。此书后来成为我国儿科医学的名著，对我国儿科医学的发展贡献极大。
1987年6月22日，钟世藩离开了人世。在去世的前几天，沉默寡言的钟世藩主动与儿子、女儿拥抱在一起。他深知自己日子不多了，他不住地叮嘱儿女：“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和你们母亲的骨灰混在一起，投入大海中。”
钟南山李少芬夫妇：珠联璧合成就非凡
钟南山，福建厦门人，1936年10月出生于南京，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曾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会长。曾获白求恩奖、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中国全国先进工作者（1995年、2003年）、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09年）、“感动中国2003年度十大人物”等荣誉，被授予中国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因在抗非战斗的卓越表现，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唯一一项特等功。现任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
1936年10月，钟南山出生，因生于钟山以南的南京中央医院，遂取名钟南山。
19岁那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拉开了自己从事医学事业的帷幕。钟南山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德智体关全面发展，田径、游泳、篮球、举重等，他都积极参加。
钟南山的田径、球类都极棒，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400米栏比赛，他以54秒6打破男子组全国纪录。优秀阳光的他，也在此时吸引了一个女孩子的目光，她叫李少芬。
与钟南山同岁的李少芬，16岁就入选中国女子篮球队，作为国家第一批篮球运动员，为国征战长达14年！电影《女篮五号》，就是以李少芬所在的球队为原型。14年里，她代表中国女篮，为中国捧回了多个大奖：在法国举办的“四国女子篮球比赛”中，中国女篮一举夺得冠军;在由中国和印尼牵头举办的第三世界新兴力量运动会中，李少芬随队出征，获得世界总冠军！
1960年，钟南山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并留校任教，他和李少芬的感情也十分稳定，别人恋爱总是花前月下，他俩恋爱却经常约在球场。因为李少芬频繁集训和出国比赛，二人聚少离多，但感情一直很好，顺利步入婚姻殿堂。二人的新房是体委安排的，不足10平米，只摆得下一张床和最简单的家具。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婚礼一样，没有钻戒、关酒、婚纱，客人们吃块喜糖就算办了仪式。
婚后第二年，李少芬还在法国举办的“四国女子篮球比赛”中夺得冠军。1966年，她本来可以留在国家队当教练，但还是执意离开，选择回到了广东，原因特别朴素：要照顾养母和公公婆婆。她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程，选择回到广州一边照顾公婆，让钟南山免于后顾之忧，一边继续为祖国事业发光发热，做一名普通的女篮教练。
1979年至1981年，钟南山赴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伦敦大学圣巴费勒姆医学院学习。由于当时的英国法律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导师不信任钟南山，甚至怀疑他能否完成学业。钟南山暗下决心为祖国争口气。他拼命工作，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和糖尿病学会上发表。求学期间，为了研究“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课题，他猛吸一氧化碳，冒着生命危险让自己血液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22%，相当于一个人连抽60多支香烟……
他的勤奋和才干，彻底改变了外国同行对中国医生的看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当他完成2年的学习后，爱丁堡大学和导师弗兰里教授一再盛情挽留。但钟南山回国报效的决心已定，他说：“是祖国送我来的，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
1981年，钟南山学成回国，1983年研制成功微型最高呼气流速仪，填补了国内空白，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5年后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保健医生，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国际胸科协会特别会员、亚太分会理事。1993年，钟南山因工作出色，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1998年6月起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副主任。
钟南山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了最好，也因此获得了极高声誉：200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唯一一项特等功、广州市授予的“抗非英雄”、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称号——白求恩奖章……
李少芬和钟南山生了一儿一女：女儿钟帷月，儿子钟帷德。女儿钟帷月，遗传了母亲的44-育天赋，获得过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00米蝶泳冠军，打破了短池蝶泳世界纪录。儿子钟帷德子承父业，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教授。
2004年，由于身体透支得过于厉害，钟南山得了心肌梗塞，放了一个支架。已经68岁的钟南山决定加强体育锻炼。李少芬成了钟南山的私教，为他制定科学的健身计划。他们把家里的一个小房间改成健身房，甚至连门框上都装上单杠，除了日常的健身训练，只要钟南山一得空，李少芬就拉着他去游泳、打球、爬山。
2003年，非典，67岁的钟南山在第一线，那时他说：“把病情最严重的病人都送到我这儿来。”
2020年，新冠病毒，84岁的钟南山还在第一线。他劝所有人不要去武汉，不要出门，可自己却逆45-去了武汉。
2003年，在很多权威人士判定“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建议使用抗生素治疗时，他多次反对：病原不是衣原体，不能使用抗生素。
2020年，当未知病毒在隐瞒中蔓延，不敢说不能说时，他直接站出来确定：“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他在接受采访时，眼含热泪，声音难掩哽咽：“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人民日报》评价钟南山院士：既有国士的担当，又有战士的勇猛，令人肃然起敬。
时隔17年，他依然像一颗定心丸，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在公众面前，熬到双眼血丝密布依旧目光灼灼，传递着必胜的信念。
【轶事】
林语堂幽默演讲
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关书展，主办者安排林语堂作演讲。当时，他的《吾国与吾民》正在热销，读者争相一睹其风采。林语堂一身蓝缎长袍，风趣幽默地纵谈其作为东方人的人生观和创作经验，听者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正听得入神，林语堂突然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拾起烟斗，挥了挥长袖，走下讲台，飘然而去。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好几分钟后才反应过来，拿起纸笔追将出去。
陈锦彩：救人是不怕的
有一次，陈锦彩邻居的女主人跳井身亡，公安人员要用铁钩捞尸，陈锦彩看见了连忙阻拦，她说：“你们这样乱耙，不但衣裤破烂不堪，恐怕还会皮开肉绽，那死者就更可怜了。”
那口井的井口很小，男人下不去，陈锦彩就自告奋勇下井捞尸。她小心踩着井壁下到井底，给死者整理好衣服，拴好绳子，让上面的人把死者慢慢拉上地面。
对于这件往事，当人们问她下井怕不怕时，陈锦彩说：“救人是不怕的。”在她眼里，救人，无论是救活人还是救死人，都应当尽职尽责。
废墟下重生的钟南山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日本战机开始在南京上空连番轰炸，一枚炮弹炸塌了钟家的房屋，尚在襁褓的钟南山，被埋在废墟之下。在生死关头，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不顾一切冲回废墟。她徒手将瓦砾、碎石挪开，双手鲜血淋漓，最终，在一片瓦砾堆里，她发现了钟南山，他的脸已经变黑了，呼吸十分微弱，再晚一会儿，世上便再无钟南山！
【家教】
言出必行仁爱友善
对于子女的培养，钟家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子女的优秀离不开上一辈人的引导，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子女的品格和习惯的养成，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点，钟家人都做得很好。
钟南山上小学时经常逃学，学习很差，还留过两次级。但鐘世藩和廖月琴并未过分苛责，而是一直耐心引导。五年级时有一次考试，他偶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廖月琴知道了很高兴，说：“南山，你还是行的啊！”钟南山很受鼓舞：“那时我觉得妈妈一下子把我的一个亮点找了出来，我有了自尊心，觉得有人表扬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读书了。”
钟南山还回忆道：“当时我看到别的孩子有自行车，非常羡慕。妈妈对我说，你要是小学毕业能考到前5名，我就奖励你一辆自行车！”
1949年，钟南山在岭南大学附小（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小）读书，学校根据平时的成绩发了一份成绩单，他排在第二名。那一年解放军南下，国民党发行金圆券，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家里生活很困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廖月琴还是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钟南山说：“那是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仍咬牙兑现承诺，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只要你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妈妈教给我的。我现在对我的孩子也是这样，要么不答应，答应了我就一定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