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白
野心昭然，蒋介石招贤纳士，培植飞鸿羽翼;
感遇忘身，陈布雷援笔成章，助力舆论之战;
释兵权，斥汉奸，一身正气;进忠言，舍性命，享誉完人！
若说浙江绍兴有什么“品牌”对外影响较大，在人们眼里，除了鲁迅、徐文长等名人和“绍兴老酒”等特产之外，“绍兴师爷”也堪称一绝。
清代官场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谚语：“无绍不成衙”，其含义是指清代各级衙门中大多都有绍兴籍的幕僚和书吏。
“绍兴师爷”能受到各级衙门的欢迎和礼聘，主要与他们素养较高、精明干练、善治案牍等优点有关。
按照各自职责的不同，“绍兴师爷”通常分为四类：“书启师爷”、“刑名师爷”、“钱粮师爷”、“账房师爷”。
所谓“书启师爷”，是指专门替幕主起草各类文案，如给上司的禀帖、夹单、双红，给同僚的信函、应酬等，又因州官县令负有考核地方生童学业的责任，所以他们还要帮幕主拟定考题、批阅考卷等。
所谓“刑名师爷”，则专门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案件。这一类师爷以精通律例、法令、成例及公文程式、办事章法等著称。
所谓“钱粮师爷”，则专门协助幕主办理钱粮奏销、地丁人口、门牌清册、田地丈量、开仓赈济、杂税征收、奉宪采买这一类业务。他们精于书算，全是一流或二流的“会计师”和“统计员”。
所谓“账房师爷”，在有的衙门里，这活儿由“钱粮师爷”兼着，也有专门用一个人的。他们替幕主另管着几本暗账，比如三节两寿该给各级上司送多少孝敬，各级上司衙门里的师爷、大爷、二爷们又该给多少贿赂，对平时京里、省府上派来查河工、查防务、查地丁、查驿站、查监狱、查钱粮的官员们，应该各给多少应酬等，全在这几本暗账上记着。此外，衙门上下的办公经费的收支账，一般也都由这“账房师爷”掌管着。
“绍兴师爷”是封建官僚体制的产物，是权力的“寄生虫”，和幕主存在着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解放后，随着封建官僚体制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崩溃，“绍兴师爷”就失去了原有的市场，走向了消亡。
而历史上最后一位“绍兴师爷”，不是别人，正是大独裁者蒋介石的首席幕僚——陈布雷。
陈布雷出生于浙江慈溪一户耕读之家，6岁起，在父亲陈依仁的亲自指导下，他就熟读了《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等儒学经典。12岁时，他在大哥陈屺怀处阅读到了《时务报》等刊物，尤喜阅览《新民丛报》、《新小说》、《浙江潮》、《警世钟》等书刊。13岁时，他到宁波府应试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末代秀才”。到了23岁时，他转任为上海《商报》编辑部主任，以反对列强、笔伐军阀为己任，针砭时弊，笔锋犀利，文名赫赫，时人将他和《大公报》一代主笔张季鸾相提并论，誉为“北张南陈”。
1926年，蒋介石成為国民党内第一号实权人物，并统率各军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取得节节胜利。随着蒋介石势力的逐渐壮大，他另立中央、独揽大权的野心也极度膨胀起来。在此期间，他对内对外所发的各种文电宣告的数量亦是急剧暴增，而他原来的北伐军秘书室的有关人员的文笔水平又差强人意，这让蒋介石感到了一支“笔杆子”的重要性。于是，他连续五次发紧急电报给留守在广州的心腹陈果夫与张静江，要求他俩赶快物色一个文采超凡的“幕僚”送到南昌来。
在他第五次催促急电发出后的第二天，张静江就回了一份电报来：“老朽携江南第一道德文章才子陈布雷先生不日即来南昌面议要事。”
一看到“陈布雷”这三个字，蒋介石顿时欣喜若狂！
其实，自军事北伐以来，他就一直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开展“舆论北伐”的问题。就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而言，其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但舆论中心却在上海。对于《商报》主笔陈布雷的大名，不消说，蒋介石早已如雷贯耳了。要是陈布雷能加入北伐军的宣传队伍之中，则蒋介石便可在“舆论北伐”上平添几分胜算，这如何不让蒋介石喜出望外？
但蒋介石毕竟不同于普通的“草头军阀”那般粗莽无知，他冷静下来之后又不禁深深思索起来：这陈布雷文名赫赫，自己若是对他的礼遇稍稍轻了，只怕他会自恃清高，传出去以后对自己“礼贤下士”的形象有损;自己若是对他的礼遇太过隆重了，只怕又显得有些“掉价”，日后不好驾驭他……左思右想之下，蒋介石甚是踌躇。
蓦地，他脑中灵光一闪，忆起了一段古诗：“虎啸谷风起，龙跃景云浮。同声好相应，同气自相求。”看来，对陈布雷这样“清逸脱俗”的国士，自己也只能效法唐太宗礼敬魏征一样，以“知音之主”的姿态出场授予他“知遇之恩”才行了！
1927年初的一天，穿着一袭青衫长褂、满身书卷气的陈布雷，在张静江的带领下来到了蒋介石在南昌的北伐军行营总司令办公室门前。
一路上，张静江向陈布雷喋喋不休地介绍着关于蒋介石的一切：他舍身忘死在“中山舰”上护卫孙中山的“义举”、他在袁世凯的恐怖统治下敢于当众为惨遭暗杀的国民党烈士陈其美公然收尸抚恤的“壮举”等等。这些故事在陈布雷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今日之中国，似一盘散沙，外有列强鲸吞蚕食，内有军阀兴兵作乱，需要一个拿破仑式的铁腕人物出来整顿一番！但愿蒋介石能成为中国的“拿破仑”，也不枉自己慕名来投在他麾下！
想到这里，陈布雷收起了自己的思绪，静静地站着，看着张静江拄着拐杖缓步上前敲了敲蒋介石办公室的大门。
“啊！原来是张主席和布雷先生！”房门应声开了，蒋介石换上了一副笑脸，双眼闪着热情而兴奋的光芒，将张静江和陈布雷迎了进来，“布雷先生！蒋某久仰大名，钦佩钦佩啊！”
陈布雷有些拘谨地答道：“承蒙总司令谬赞，布雷不敢当！”
蒋介石见陈布雷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样子，心底不由得生出了几分好感。他正色道：“布雷先生过谦了。蒋某初次识得您的名字，是听外交总长王宠惠先生谈起您的一件事。他说，当年武昌起义之时，孙总理用英文写了一篇对外宣言，托王总长带到上海，让上海新闻界予以发表……”
“嗯……老夫也记得有这件事……”张静江沉吟道，“当时孙总理要求将这篇对外宣言迅速译成国文在国内进行发表，催得很急……”
陈布雷注意到蒋介石对张静江突然插嘴进来打断自己讲话似乎有些反感，微微皱了皱眉，神色略显不自然。果然，张静江话音刚落，蒋介石便又按照自己头脑中既定的思路继续说道：“布雷先生，您当时正在《天铎报》供职，听了此事，便毛遂自荐找到了王总长，请他将这篇重要宣言交给您用国文翻译出来。王总长便答应了您，并让您当场试译——您凝思片刻，便将这篇宣言译得既明白晓畅，又典雅不俗——布雷先生！您的文笔当真是好得很呐！蒋某到今天都还能背得出来——您听一听：‘溯自满洲入主，居无上之权威，施非礼之抑勒，裁制民权，违抗公理。我中华民国之知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识者谓非实行革命，不足以荡涤旧污、振作生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重垂，我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诸友邦;易君主政体共和，此非吾人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碍，怀此微忱，久而莫达。今日之事（指武昌起义），盖自然发生之结果……”
他一口气背诵下来，听得陈布雷目瞪口呆。静了片刻，陈布雷才恭恭敬敬地开口说道：“区区拙作，陈某贻笑大方了！”
“不！布雷先生，您的文章写得很好！现在我们北伐军以推翻军阀为己任，就得仰仗您这样的如椽大笔为我们鼓与呼啊！”蒋介石神采奕奕地说道，“布雷先生，您手中的这支笔抵得上蒋某麾下十万雄师呢！”
这番话是蒋介石深入研究过陈布雷的为人与志趣后而精心酝酿的一篇“招贤之词”。果然，他这番话在陈布雷心头激起了一阵狂澜。望着蒋介石英姿勃发、侃侃而谈的神貌，听着他那充满了民族主义激情的动人言辞，素怀“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之大志的陈布雷，心底油然生出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感。他犹豫了一下，看似随意而实则不乏犀利地问道：“那么，布雷斗胆请教一下蒋总司令，对此番北伐有何韬略？”
“哎呀！布雷先生！这是党国的最高军事机密！”张静江闻言，摇头劝道，“您这个问题恐怕要恕蒋总司令‘无可奉告了！”
“不，张主席，你错了！布雷先生有此一问，正是表明他把我们党内的事当成了他的事来关心，这才是光明磊落的国士之风啊！”蒋介石心念一动，摆手止住了张静江，然后目光灼灼地正视着陈布雷，肃然说道，“布雷先生，蒋某一向待人以诚，愿将北伐方略倾囊相告，还望您多多指教！”
说到这里，他身形蓦地一转，走近墙壁上挂着的那幅巨大的北伐战争军事地图前，伸手指向了南京，侃侃谈道：“目前孙传芳主力已溃，不足为患。我们准备趁势进占江浙，光复沪杭，直取南京，掩有东南财赋之地，然后横渡淮河，穿越山东，剑指北平，彻底完成全国统一大业！”
“果然是大气魄、大智慧！”陈布雷听了，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笑意，拍掌赞道，“蒋总司令有此雄才大略，必能肃清军阀、平定全国！”
说到此处，他语气微微一顿，复又一挺胸膛，满脸激动之色，慨然说道：“承蒙蒋总司令以国士之礼相待，布雷今天也就当着张主席的面承诺：我愿用自己手中的这支笔，为您推翻军阀、打倒列强、统一全国而鼓与呼！他日您功成名就、偃武修文之时，我便还回新闻界当一个记者去！”
蒋介石听了，知道自己终于将这位“江南第一笔”收揽到了麾下，不禁心花怒放，紧紧握着陈布雷的手，连连点头。
然而，陈布雷没有想到，他今日这一诺，竟将自己余生的命运与蒋介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伴就是二十余年。
陈布雷入幕之后，与蒋介石朝夕相处，渐渐发现蒋介石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生活作风极其严谨的人，俩人交往起来颇有心意相通之处，倒也十分默契。
蒋介石每天清晨起床，用冷水洗脸，户外散步半小时，室内活动半小时，早上7点钟静坐，8点钟开始批阅陈布雷送上来的各类文件。开会、作训示、外出巡视，是他一天的主要工作。
为了配合蒋介石这种像时钟一样准确、定时的工作生活习惯，陈布雷便严格规定自己每天比他提前十五分钟进入“状态”，准时在蒋介石需要的时候提供服务。他这种“先领导之动而动，后领导之闲而闲”的办事作风获得了蒋介石不断赞叹。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每天的应酬络绎不绝。但是，尽管各国领事和地方军阀们频频宴请，他却总是滴酒不沾，只喝白开水。陈布雷见了，不禁称赞蒋介石“严于律己，甘于淡泊”，在各国元首当中是难得的“清峻通脱”。
蒋介石因为自己是武官出身，最怕被别人视为“赳赳武夫”，所以特别喜欢附庸风雅。陈布雷便从《孟子》中精心挑选了一段名言：“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送给蒋介石，让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蒋介石见了之后，觉得这段名言简直说到自己心坎里去了，便工工整整地亲笔书写了几幅，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和会议室里，俨然以“刚健中正，兼济天下”的王者气象自炫于众。
陈布雷还针对蒋介石的喜好，专门给他找了《曾国藩家书》、《王阳明文集》、《张居正评传》、《纪效新书》等典籍供他阅读。蒋介石认真阅读之后，一般都会提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圈圈点点、评评写写。陈布雷再将蒋介石写的各类心得、评语仔仔细细地收集起来，经过自己的润色之后，编成语录册子，印發送给各军将领“以资研习”，尽力把粗通文墨的蒋介石“包装”成一个头脑睿智、思维深邃的党内理论权威。
另外，陈布雷也渐渐收起了当新闻记者时的轻躁直白之气，非常注重揣摩蒋介石的言行意念。但他并不像汤恩伯、陈诚那样只知道对蒋介石一味唯唯诺诺，而是在坚持大是大非原则的前提下投其所好，顺其所欲，小心翼翼地进谏建言。
蒋介石为人精明，个性乖僻，孤傲偏执，而且十分多疑，让人投机不得，取巧不易，侍从人员能在他面前得到一句赞赏就是“天大的恩宠”了。但蒋介石唯独对陈布雷礼敬有加，并且每逢重大事件都要认真听取陈布雷的意见，然后才拍板。而且，蒋介石充分信任陈布雷的文笔，每次对部下文武官吏训示讲话，都要指定他捉刀执笔，即便是他外出巡视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要带回总统府交由陈布雷亲笔润色后才作为定稿对外下发。陈布雷有这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对蒋介石的各种意图自是琢磨得透透彻彻、明明白白。在此基础之上，他便能及时把握蒋介石的心理动态“对症下药”，每有建策，鲜有不中。
而蒋介石对陈布雷这种“深体朕躬、心意相通”的表现十分满意，把他当作了自己心腹中的心腹，让他担任自己的幕僚长，从来没有像对待别的部下那样对他时时猜忌、嚴防密备。
1928年5月，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挥师沿京汉线北上，克复保定，逼得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部队全面向山海关外溃退而去。5月底，白崇禧与名义上投在北伐军旗下的山西军阀阎锡山联袂进入北平。
7月3日，蒋介石携陈布雷同乘一列专车，在洛阳站与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会合，然后一道北上，抵达北平。至此，北伐大业告一段落。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还寄放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内，蒋介石既然率领北伐大军收复了北平、完成了北伐大业，按照礼仪就应当在此祭告孙先生。而撰写这篇《祭告孙总理文》的任务，蒋介石想都没想，直接交给了陈布雷。
这天夜里，陈布雷来向蒋介石请教撰写这篇《祭告孙总理文》的要求和重点。蒋介石吩咐侍从们退了出去，关上办公室的门，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这篇《祭告总理文》除了要写得声情并茂、感人肺腑，还要着重突出一点——”说到这里，他语气顿了一顿，注视着陈布雷，双眸深处倏地闪过一道刀锋似的寒光，“那就是‘裁兵削藩！”
陈布雷听了，大吃一惊道：“总司令，北伐刚刚结束，您就‘裁兵削藩，布雷担心稍有不慎，只怕会激起意外之变啊！”其实陈布雷平时也听到蒋介石私下里流露出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拥兵自重的不满，但他没有料到这位平素以“庄敬沉着，稳如泰山”自诩的总司令刚一收复北平就动了“裁兵削藩”之念，这也忒心急了点儿！
“蒋某就是要在祭告总理的大会上面向全国公开提出这个响亮的口号！”蒋介石目光凛凛地盯着陈布雷，对他未能及时领会自己讲话的意思而有些不快，微微蹙了蹙眉头，耐着性子继续说道，“北伐已经胜利，正值‘由乱入治的大好时机，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裁兵削藩吗？蒋某相信，这一举措应该是深受民众欢迎的。再加上蒋某如今挟北伐全胜之余威，谅那几个跳梁小丑也不敢有什么作为！”
蒋介石说得信心十足，陈布雷听了却默默无语。此番北伐大获全胜，固然与你蒋介石领导有方有着莫大关系，但平心而论，没有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冲锋在前，没有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侧翼支援，你蒋介石一个人能拿下北平吗？况且北伐刚刚取得胜利，你就马上跳出来削除他们的兵权，这不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吗？你虽是拿出了大道理来压人，只怕这几个军阀也没那么好糊弄的。
一念及此，陈布雷眉宇之际顿时平添了几分浓浓的忧色。他张了张口，准备提醒蒋介石一下，却见蒋介石一副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的劲头，立刻意识到此时自己说了也是白说，便不再多言。
蒋介石瞟了一眼陈布雷，见他似乎还没“转过弯来”，便加重了语气，凛然说道：“布雷先生，您就照蒋某的意思去写，把‘裁兵削藩利国利民的道理写得透彻一些。您是不是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晁错？您放心，蒋某自有办法让他们乖乖就范的……”
什么？我会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晁错”？陈布雷脸上苦苦一笑，在心底暗暗一叹：我是担心你“欲速则不达”啊！他抬眼看了看一脸不大耐烦的蒋介石，终于缓缓点了点头，应允了下来。
7月6日上午，蒋介石偕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李烈钧、戴季陶、张静江等30余人赴北平碧云寺祭告孙中山，陈布雷也随其同行。在众多的黄呢戎装、长袍马褂中，有两个人显得十分特别：一个是陈布雷，全身一袭布衣，与书塾先生无异;一个是冯玉祥，全身一套粗布军装，与普通士卒无异。
在祭告典礼上，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当司仪宣布典礼开始，参会人员全体肃立，向孙中山灵柩三鞠躬。蒋介石突然悲不自抑，冲上前去抚棺大哭。李宗仁、戴季陶也随之大哭，吴稚晖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号啕不已。陈布雷站在后面，亦为孙中山先生掬下了一捧悲悼之泪。接着，众人劝住了蒋介石。蒋介石拭去了眼泪，脸色忽然变得如同一块铁板般凝重，开始宣读起陈布雷替他撰写的那篇《祭告孙总理文》来。
在场的人开始泣声不断，但当听到《祭告孙总理文》第六点内容时，祭堂内一片沉寂，只有蒋介石那刚硬、震耳的浙江话音在众人耳鼓里回旋：
“……军事既终，若于军队问题，无适当之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二百万少壮同胞之苦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尤为社会经济之损失。我总理昔当军阀未除、尚以实行裁兵，望国内军阀之觉悟，所定化兵为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今北伐完成，久困之民，渴望天日，值兹更始之际，合国防计划与兵工政策为整个之计议。确定兵额，分别裁留，以裁兵者强兵，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入正轨，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吾国之苦兵祸久矣。唯贯以革命之精神，乃可望彻底之解决。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力督促武装同志，务底于成，敢为我总理告者，六也。”
听到这里，冯玉祥立刻脸色大变，两眼死死地盯着蒋介石，不发一语。而阎锡山听了，双眉不禁向上挑了几挑，低垂的眼角迅速掠过了一道凛凛寒光。冷静下来之后，他细细思量蒋介石《祭告孙总理文》第六点内容，感觉它写得实在是理明词畅，令人无法反驳。一念及此，他不禁抬头斜眼看了看站在一侧的陈布雷，心道：这一介书生，竟把“裁兵削藩”这么一件大事轻轻松松就以“化兵为工，兴国富民”的名义粉饰过去，当真是“蓄势于笔锋之巅，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个陈布雷，真不愧为蒋介石的“文胆”！
此时，陈布雷站在后边亦正仔细观察着这二人的反应，看到他俩面目之际的悻然之色，不禁在心底沉沉一叹。他抬起头来，只见阴沉沉的天穹之中黑压压的一片乌云翻滚着，仿佛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
在祭告典礼结束后，蒋介石在北平行营主持召开了北伐善后裁兵会议，特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诸侯”到会共议“大计”。
会场上的气氛一片沉闷，只有蒋介石一个人的声音：“革命既已基本完成，这些冗兵就应该及时裁减，把他们安置到筑路、治水、开垦、采矿等有关企业里去，多做一些富国利民的事。另外，我们还可以把节省下来的军费投入实业建设之中，壮大经济实力。各位意下如何啊？”
虽然蒋介石这番话里借编遣军队之名来削弱冯、阎、李、白“四巨头”军事实力的用意十分明显，但他化兵为工、节省军费、减轻民众负担的理由，却是冯、阎、李、白四人不敢公开反对的。他们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先行发言表态。
蒋介石见“四巨头”都没有吭声，心想：这些“诸侯”还不敢向自己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公然对抗啊！念及此，他不禁有些得意地瞥了一下坐在一侧作会议记录的陈布雷。
陈布雷懂得蒋介石这一瞥之际眼神里的“炫耀”意味。他只是拿笔静静地在本子上作着会议记录，眉宇间一抹忧色却始终挥之不去。
会场静了半晌，蒋介石又开口说道：“各位既然都认可了这个‘裁兵省费方案，我就把裁减冗兵的具体安排部署说一下：全国300个师的军队缩编为50个师，每个师1万人。将全国划分为12个军区，每个军区只保留4个师左右。三位都各占一个军区的编制，我也只占南京军区的一个编制。我决定，从我所辖的军队首先‘开刀，本着‘以身作则，至公大信的精神切实施行下去！”
冯、阎、李、白“四巨头”一听，都吃了一惊：这蒋介石今天真的还是“大公无私”啊，一开口就提出先从自己的部队先行“开刀”，还真有些令人意外！但这“四巨头”是何等厉害的角色，细细寻思之下，却都又明白了过来：蒋介石明面上说要把全国划分为12个军区，但拿到会议桌上来讨论的却只有西北、山西、南京、广西这4个军区，那另外8个军区呢？莫非蒋介石要把那剩下的8个军区拿出来填充自己的嫡系部队？
正在他们思忖不定之时，蒋介石“啪”的一下站起身来，向大家敬了一礼，道：“中正在此拜求各位谨遵‘至公大信之精神，按照‘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之要求，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长、萨、土、肥四藩功成不居、‘归命中央之榜样，将这项‘裁兵省费方案贯彻到底！”
看到蒋介石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模样，“四巨头”都蹙起眉头，各自寻思起对策来。冯玉祥首先打破沉默，打了个哈哈道：“总司令提出‘裁兵省费，冯某觉得无可非议。但是，冯某也有个想法：总司令再怎么裁兵，应该也不会裁到那些北伐有功的将士头上来吧？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和我们这三个军区里的部队都是不应该裁减的。如果要裁，就要先裁掉总司令收编纳降过来的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30萬部队，这样才是真正的‘至信大公嘛！”
待到冯玉祥说罢，阎锡山也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地开腔了：“冯大帅说得在理啊！而且，阎某也要提醒总司令：您说要把全国划分为12个军区，在今天这个会上又只把我们4个军区拿出来讨论，这好像有些不妥吧？目前奉系军阀还占据着东北三省，干脆待到东北问题解决之后，全国实现了真正的统一，我们再来研讨这12个军区的裁兵问题，如何？”
蒋介石听了，脸色立刻变得有些难看，也不答话，只是拿眼瞪向了尚未发言表态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看他俩这时又怎么说。
李宗仁和白崇禧对视一眼，只见李宗仁面容一肃，正色道：“裁兵确系富国利民之举，势在必行。但冯、阎二位兄台所讲的都是‘老成谋国之言，请总司令三思。此事须当从长计议啊！”
他话音刚落，冯玉祥便哈哈大笑着在会场上打趣道：“噢……总司令，你的黄埔军天天大鱼大肉，吃得好，打仗猛，你舍得裁掉他们？若是裁了，我老冯看着也心疼呢！干脆，你把他们都划到我西北军的编制里来吧！我这里正缺你手下这些精兵猛将呐！要不然，你就给我们留几个窝窝头、一两块老腌咸菜啃吧！我老冯可是‘饥不择食、来者不拒哟！”
蒋介石听罢，满脸顿时涨得通红，双眉“唰”地往上一竖，当场便要发作起来。陈布雷一见，急忙将手中的钢笔一搁，合上文件夹，站起身来，疾步上前，将文件夹递给了蒋介石，道：“总司令，前方来了紧急电报，关外的东北军似有异动！”
蒋介石没有立刻伸手来接文件夹，呼呼喘着粗气，静了好一会儿，才把眼神移到了陈布雷脸上。他见陈布雷向自己偷偷眨了眨眼，目光中似乎大有深意，便抑住了心头的激愤之情，慢慢打开了文件夹：里边不是什么文件，而是夹着陈布雷亲笔写的几条曾国藩的箴言——“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君子慎其所以激之者。”
蒋介石静静地在那几张字条上看了片刻，脸色慢慢恢复了平静，抬头朝陈布雷深深地看了一眼，淡淡地说道：“知道了。”迅速提笔在纸条上批了另一条曾国藩的箴言：“盛怒极喜时，性情改常。遇有此行，须一商之有识者。不然，悔随之矣。”然后合上文件夹，面无表情地递还给了陈布雷。
陈布雷不露声色，恭恭敬敬地退了下去。
他刚转过身来，便听到蒋介石已是朝着冯玉祥打起了哈哈，说：“冯老哥的兵要想吃大鱼大肉大米饭，这好办，张作霖那里多得是！他还有‘长白五宝呐，味道更好！把他打过来，大家都分一杯羹嘛！”
冯玉祥一听，也不禁笑了，说：“总司令真会说笑话……”
于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冲突就这样暂时被掩盖过去了。
事后，蒋介石深有感慨地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这次善后裁兵会议上，您巧妙进言，化解了冲突，做得很好！”他讲到这里，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冯玉祥这个老兵痞子，竟敢公开嘲弄我，自不量力！”
陈布雷听着蒋介石这般杀气腾腾、阴寒逼人的话，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蒋总司令终究还是一介枭雄，满腹杀机，实在是可怕！这让他第一次在心头生出了“伴君如伴虎”的感觉。
自陈布雷入幕以来，蒋介石有六成是倚重他的文笔，三成倚重他的计谋，仅仅只有一成是利用他去办一些自己不方便办理的私密之事。而且，就这薄薄的一成“可利用价值”，蒋介石通常都不会轻易启用——因为陈布雷“书生气”太浓，不是干那些事儿的“料”。
有一次，蒋介石少年时的一个塾师跑到南京来找他谋职。蒋介石一时抽不出身来处理此事，便交代陈布雷替他“面试”一下这个塾师的才干，然后把他安排到合适的职位上去。
陈布雷对那塾师“面试”了一番之后，回来给蒋介石报告：此人学识平平，但念在他曾是总司令老师的情分上，让他去南京市当一个县级中学的校长。
蒋介石听了之后，不置可否。六天之后，蒋介石请陈布雷一道作陪，在自己的官邸中设宴招待了这个塾师。
酒过半巡，蒋介石用筷子为塾师亲自夹了一块糖醋排骨放进他碗里，恭恭敬敬地说：“先生，中正这次给您介绍的差事，是到立法院去当议员——”
陈布雷一听，心头一震，手头一颤，筷子都差一点儿没有拿稳。他抬眼看向了蒋介石。蒋介石正一脸恭敬地对那塾师继续说道：“先生，这个差事您只要动动嘴皮子、讲讲大道理就可以胜任了，清闲得很，不会累着您……”
那塾师一边啃着他夹过来的那块糖醋排骨，一边连连点头说：“总司令，托您的福，我要是能每天吃上这一席饭菜就好了！”
“这个应该是做得到的。”蒋介石笑吟吟地说，“先生，这立法院虽是清水衙门，生意清闲，但您只要时常‘敲打敲打那些部长啊、厅长啊什么的，他们会懂得‘孝敬您的。”
陈布雷听到这里，不禁“扑哧”一声，几乎笑出声来。但他马上想到有些不妙，便憋住声气掩饰着说：“陈某偶感风寒，失礼了。”
蒋介石当然明白陈布雷是在取笑自己，却不以为忤，若无其事地劝着那塾师继续吃菜。
待到酒宴结束、塾师告退之后，蒋介石让陈布雷一个人留了下来。他非常平静地正视着陈布雷，道：“布雷先生，您可是在取笑鄙人‘任人唯亲吗？”
陈布雷见蒋介石问得这么犀利，不敢掉以轻心，急忙正色答道：“陈某岂敢？”
“布雷先生，您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不会怪您的。”蒋介石缓缓说道，“其实我这个人是很看重乡谊的，也很看重人情的。刚才我那位塾师先生，在我十二三岁入塾读书时，不因我家境贫寒而歧视我，还常常周济我。所以，今天他来找我谋职，这个忙我岂能不帮？韩信贫贱时曾受漂母一饭之恩，封侯拜将之后便以千金回报，我蒋中正自然也要有恩必报的。”
陈布雷摇了摇头，道：“总司令重情重义、恩怨分明，这自然是好的。可是韩信报恩，只是赠人千金，而您的报恩，却是以官位相赠……”说到这儿，他不禁语气一顿，看了看蒋介石有些不快的脸色，还是开口说道，“请恕陈某直言，您这是‘以公器报私恩，会招来外人非议的呀……”
蒋介石板起了脸，冷冷说道：“谁敢非议？我就是觉得我们的同乡才可靠，那些外省人，一个也靠不住！”说着，他又换上一张笑脸，迎视着陈布雷，“布雷先生，您就是我们浙江同乡中的佼佼者，我只要和您坐在一起，便觉得如沐春风。任用您出任党国要津，我蒋中正于私是‘任人唯亲，于公是‘任人唯贤——您的贤德、文采，谁敢说半个‘不字？”
陈布雷心底不认可，但嘴上不好再说什么。依他看来，身为党国领袖，用人行政应当胸怀天下，放眼四海，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哪能像蒋介石这般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亲朋好友、知交故人呢？只怕蒋介石此念若是不消，必然会在国民党政府官场上造成一股“以乡谊结朋党”的恶劣风气！
1929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布雷作为上海市党部代表参加了大会。他在会上公开提议：“凡入党未满三年者一概不得当选为中央委员。”想以此来杜绝党内愈演愈烈的争权夺利现象。
可是，大会主席团却并没有采纳他的提案，到了最后，党内选举结果公布，陈布雷也被选为了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看到这一结果，陈布雷急忙上书给当时的主席团负责人胡汉民和蒋介石，要求辞去这一职务：“陈某入党未满三年，实无资格被选为党内中央委员，请主席团允准陈某辞去此职。”
蒋介石阅了他的辞职书后，便找到陈布雷道：“布雷先生，您当选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是众望所归啊！”
“可是陈某既已向党内提议：‘凡入党未满三年者一概不得当选中央委员，陈某就应力持己见，坚决不当这‘食言而肥之徒！”陈布雷书生气大发，“陈某入党资历何其浅薄，党内人才济济，陈某不堪重任，待将来全国底定之后，陈某仍回新闻界重操记者职业呐！还是请您允准了吧！”
“布雷先生言行如一、高风亮节，蒋某很是钦佩啊！”蒋介石微微颔首赞道，“如果以布雷先生的贤才尚不能担任党内中央委员之职，恐怕我党就没几个人配当中央委员了！我党选贤用人，就是要打破资历、学历、出身、地域的限制，兼收并蓄，绝对做到‘野无遗贤，士无怨言！您就不要再推辞了！”
陈布雷听罢，深深叹了口气，道：“打破资历、學历、出身、地域的限制来广纳贤才，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当权者若无孙总理所讲的‘天下为公的襟怀与度量，只怕这些做法也难免会落个‘一纸空文的下场，反而会为奸人所乘，拿来谋私渔利啊！陈某提出这个提案，也是着眼于杜绝无谓党争而发啊！希望党中央不要等闲视之。”
蒋介石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道：“其他同志一致推选您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证明大家都认为您配当这个职务，是大家对您的信任嘛！”
陈布雷见蒋介石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只得沉默了下来，接受了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一职。
后来，陈布雷才知道：当时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胡汉民和蒋介石在暗地里拉帮结派，个个都想在关键职位上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所以一致赞成“打破资历、学历、出身、地域的限制进行选贤任能”。而陈布雷提出的这个提案，恰巧会让胡、蒋二人手下的一部分青年亲信进不了中央委员，于是他俩便心照不宣地压下了他这份提案，同时招呼手下亲信把同样入党未满三年的陈布雷也选为了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冠冕堂皇地以此来堵住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悠悠众口”。
当陈布雷得知这一真相后，也只得顿足嗟叹不已，无可奈何了。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在后来的4个月里，蒋介石一直顶着各种压力，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积极指挥着对日抗战。但他在战略上“短视”，在战术上“盲动”，又一直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日本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收缩战线、积极组织战略撤退，导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淞沪之战打响后，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歇。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便是主和派的首脑，他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持着极度悲观的看法。在汪精卫身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一批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他们认为所谓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仅仅是大家在外面“唱高调”罢了！他们这一群悲观怯战的清谈之士，被外界称为“低调俱乐部。”
身为国民党最高元首的蒋介石也在主和之议与主战之论中动摇得十分厉害。陈布雷经常看到蒋介石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凝望着东方沉思不语，一呆就是很久。陈布雷知道蒋介石正在为抗战之事烦心，有时候连公文也不好送过去打扰他。
这一天，外交次长徐谟报告蒋介石：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其元首希特勒之命，愿以中日双方传话人的身份斡旋，协调双方停战事宜。
对此，蒋介石召集了最高国防会议进行讨论。汪精卫一听此事，欣喜若狂，第一个上来抢着发言道：“我们熬了这么久，终于熬到这一线和平的希望了！有德国出面调停，谅日本方面不敢不从……”
同时参加此次国防会议的陈布雷在一旁看着汪精卫手舞足蹈、大喜过望的样子，心底很是反感。以前，不少人称汪精卫是国民党内“第一才子”，陈布雷出于共同爱好文学的缘故，也和汪精卫交往过一段日子。渐渐地，他发现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第一才子”最是华而不实，根本没有古代儒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骨。再加上近来汪精卫在“低调俱乐部”里一味怯战、悲观彷徨，更让陈布雷对他厌恶之极。
蒋介石听了汪精卫的话，踌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说道：“德国方面愿意出面调停，诚然是一个难得之机。希特勒如果愿意出死力帮我们中国人，只怕日本方面一个月都挺不过去……可是希特勒会这样做吗？德国方面前来调停的决心和力度有多大？”
汪精卫眼珠一转，又说道：“根据汪某个人的意见，我们应该紧密配合陶德曼大使，首先拿出‘以和为贵的态度来，主动停战，向日本人积极示好，相信日本人也会‘投桃报李的。”
蒋介石一听，脸色不禁微微一变，心道：想不到你汪精卫从政数十年，张口闭口仍免不了一腔书生之见！现在中日战场上的形势是中国军队在守，日寇在步步紧逼啊！日寇不先行停战，我们中国军队敢先停吗？士气可鼓而不可泄啊！
这时，陈布雷再也按捺不住了，举手要求道：“委座，布雷请求发言。”
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高官都惊讶地看着陈布雷——这个素来恭谨自守、谦和待人的夫子，今天为何激动得满脸通红站出来要求发言？
蒋介石看到陈布雷正目光凛凛地盯着汪精卫，心里顿时猜到了他准备要谈什么。他又转头看了一眼此刻亦是一脸愕然的汪精卫，心想：让陈布雷这个书生出来替自己教训一下汪精卫这个“书生”也好。一念及此，他便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陈布雷立刻站了起来，望着汪精卫，慨然说道：“各位长官，依陈某之见，德国方面若能斡旋成功，固然是我中国求之不得的一大幸事。但日寇觊觎蓄谋已久，他们目前既已得势，决然不会在德国的调停下住手的。所以，陈某认为，我们决不能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陶德曼大使的调停之上，而应当力求自立自强，坚持奋战之决心，与日寇死拼到底！”
此语一出，在座的国民党高官都是心头一震。这个陈布雷一向在蒋介石身边以谨小慎微而著称，今天竟敢站出来当面驳斥汪精卫的悲观论调，倒让他们全都吃了一惊！再加上陈布雷那种慷慨陈词的风骨与勇气，更是令大家打心眼里油然而生钦敬之情。
只有汪精卫一脸的不以为然，他冷冷哼了一声，说：“汪某也晓得要有自立自强、坚持奋战之决心，但是，布雷先生，你身处党国的枢密地位，对中日战情应该比汪某了解得更清楚——这个战，我们还打得下去吗？我们的战士都是在敌人的枪口下送死呐！”讲到这里，汪精卫声色俱厉地嚷道，“当年越王勾践惨遭灭国之厄，尚能卧薪尝胆，等待时机，难道在座的诸君为了个人的血气之勇，连向敌人求和以拖延时间的举动都不愿做出来吗？”
他的话虽是向着在座的各位国民党高官说的，但是话锋所指却是直奔蒋介石而来。蒋介石知道汪精卫这是在给自己扣“只知逞血气之勇而不顾大局”的帽子，当下脸色铁青，咬着牙一言不发。
这时，司法院院长居正也插话进来，说道：“委座是担心自己在议和书上签字有辱党国尊严吗？如果党内无人敢在停战议和书上签字，我居正一介老朽，于名譽之事也看得淡——干脆，我来替您签字，骂名都由我背了罢！”
蒋介石一听，脸色顿时由青变红，右拳一挥，就要擂在会议桌上发作起来。
陈布雷见状，担心蒋介石与汪精卫、居正当众冲突不利于抗战，急忙说道：“诸公此言差矣！若因遭一时之挫，便慌不迭地向日寇屈膝示弱，则英美法诸友邦如何看待？天下百姓又将如何看待？晚清时期，李鸿章代表满清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人心尽失，国势一败不可收拾！这一教训历历在目，诸公难道还想重蹈满清当年之覆辙吗？”他情绪激动之下，竟至面红耳赤、声嘶气急，一手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汪精卫和居正听陈布雷说得这般切直，一时语塞，不敢与他辩论。
蒋介石向陈布雷投去了非常感激的一瞥——这个陈布雷站出来说了自己想要说的话，既封住了汪精卫的口，又不必将自己推到一线去和那些“主和派”唇枪舌剑，把自己维护在一个仲裁者的位置上来居中平衡，这实在是太好了！念及此处，蒋介石正了正脸色，摆了摆手，止住了陈布雷，故作威严凝重之态，道：“布雷先生说得很好。与日寇屈辱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则国将不国、天下大乱！我中华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拼死一战！”
讲到此处，他目光如剑，环视了一下座中诸人，又道：“卧薪尝胆之志固不可无，但卖国为奴之举绝不可有。中正决定，先请陶德曼大使出面调停，以示我国求和之心，同时训诫诸位将士，奋力反抗、绝不退缩！”
讲完了这番话，蒋介石笔直地坐在座位上，会场上一片静默。汪精卫和居正听了蒋介石这番讲话，就像被寒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蔫了下来。
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行动历时数月，终因日寇的得寸进尺而彻底破裂。但国民党政府一开始就坚持了“外示求和，内实备战”的积极抗战策略，没有泄掉士气，也没有被这种“调停”行动干扰自己的战略部署，及时把握住了抗日战争中的主动权，着手实施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防御，从而避免了被日寇围追堵截、扼断退路的命运。
“我们必须要退出南京了！”193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一次中日军事形势分析会后对陈布雷说，“我们只得效仿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对付拿破仑的法子，以空间换时间，撤退到长沙、武汉去固守！”
陈布雷大吃一惊，道：“委座，您先前对国内国外宣称‘誓死与南京共存亡，日寇兵临城下之时，您竟弃城而走，国内国外又将如何看待？”
蒋介石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道：“我对国内国外宣称‘誓死与南京共存亡，就是要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南京来，然后及时实施国军主力西入长沙、武汉固守的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对‘以时间换空间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啊！布雷先生，古语讲得好，‘兵者，诡道也。我们就是要善于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嘛！”
说着，他又拿眼往办公室外瞟了一瞟，道：“您帮我传令下去，今天我还要出去视察一下南京的城防工事修建工作，以此安抚人心。”
陈布雷只得点头出去照办了。
当蒋介石视察南京城防工事修建工作的车队从总统府里驶出之时，总统府门外早已站满了前来请愿固守南京的各界群众代表。
其中有一位青年学生，跪在地上，面前铺放着一条白布横幅，上面用鲜血写着八个大字：“光复河山，与倭偕亡。”当看到蒋介石的车队驶出总统府时，那位青年学生点燃了自己衣衫上的汽油，众人发出一片惊呼——他是在用自焚明志的方式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呐！
熊熊烈焰从他脚下升腾而起，而他却安然地跪坐在烈焰之中，一动不动，只是睁着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看着缓缓驶近的车队。
陈布雷和蒋介石同乘一辆轿车，几乎在同时看到了这一幕。一见之下，坐在前排车座上的陈布雷顿时失声哽咽起来：“委座……快……快救人哪！”一边说着，一边向后急忙转过头来看蒋介石。
蒋介石木头一般坐在轿车后排的座位上，面色凝重得就像铜浇铁铸一般，眼眶却早已变得通红，两行清泪沿着他的面颊缓缓流了下来。
在陈布雷蒙眬的泪光中，蒋介石终于慢慢伸出手来向前一指，缓缓说道：“求仁得仁，又何怨哉？我们还是走吧！”
陈布雷哽咽着，没有答话。其实，他也懂得了蒋介石心底更深处的想法：这个满口忠义道德、看似壮怀激烈的委员长，是不敢下车面对啊！所以，他只能匆匆逃离！
不过，陈布雷心想：无论如何，蒋委员长看到群众代表这番壮烈之举而恻然泪下，也算是身为中国人的良知尚未泯灭，还不至于像汪精卫之流那样明目张胆地惧日、媚日。
12月7日，蒋介石偕陈布雷飞离南京，到庐山制订了全国战时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均被占据”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
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旋即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军民共计死亡30万人。这一惨案被外国媒体披露到全世界后，引发了西方一些正义势力对日寇的口诛笔伐。
陈布雷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将军统方面搜集到的有关“南京大屠殺”的具体情况，形成简报，在第一时间送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着看着，面庞涨得通红，不禁在办公桌上重重地擂了几拳，擂得“砰砰”直响。办公室外的侍从们以为里边出了什么事，急忙纷纷跑过来察看。
陈布雷向他们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退下，然后关上了门，静待蒋介石恢复平静。
隔了半晌，蒋介石的脸色才稍稍平静了一些。他愤然说道：“南京留守军总司令唐生智临阵脱逃，导致全军溃败，导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必须军法处置，否则如何安抚人心？”
陈布雷微微摇了摇头，沉吟片刻，问蒋介石道：“南京本是一座孤城，委座自思与唐生智易地而处，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您能守得住吗？”
蒋介石脸上的表情立刻僵住了，沉默许久，他才低声道：“不能。”
“唐生智既明知实不能守，却仍然拖着病体愿为委座分忧抗敌，这一份尽忠报国之心，也是可取的。”陈布雷轻轻叹了一口气，“至于他临危而惧，仓皇出逃，亦是人之常情，望委座不要苛责。”
“这唐生智临阵不能杀身成仁，就是误国误民。”蒋介石脸色一沉，“必须要免去他的一切党政职务，给国人一个交代。”
陈布雷一听，便知蒋介石铁了心要给南京失守找一个“替罪羊”，看来唐生智这个“黑锅”是背定了。想到这里，陈布雷不禁在心底暗暗一叹。
蒋介石声色俱厉地说罢，忽又心念一转，道：“布雷先生，我看您在党内人缘极佳，和唐生智的关系也不错。您私下里去帮我劝一劝唐生智，让他自己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处分就可以轻一些……”
陈布雷思忖片刻，点头应承了下来。
蒋介石安排完了处分唐生智的事儿后，又伸手拿起那份关于南京大屠杀具体情况的简报，扫了几眼，“呼”的一下丢到办公桌上，怒道：“倭寇穷凶极恶，竟敢置国际公理于不顾，肆兵刃于我南京三十万无辜平民！看来，他们侵我国家、灭我种族之心已是暴露无遗！可恨英美法等国，一个个平素以‘自由、民主、博爱之名自居，到了这等关头，却置身事外，仅用一纸空文隔空遥遥斥骂日本，起得了什么作用？唉……外无强援，内无实力，如何是好？”
陈布雷见蒋介石语调悲怆，言辞之际颇为动摇，不禁担心他被国民党内怯弱求和的思潮所影响，急忙劝道：“委座素来刚毅不屈，岂会为区区倭寇所扰？依布雷看来，我们一方面将日寇侵华罪行通告全球，以正义舆论对其加以制约;另一方面应当潜心密备，厉兵秣马，与倭寇做不断抗争！”
蒋介石只是低着头，闷声不语。
陈布雷又道：“委座，到了今日今时，您莫非还存着与倭寇讲和修好之念？”
蒋介石心底最深处的念头被陈布雷一语点破，不禁脸上一红，干咳了数声，却不正面回答。
陈布雷见了，心头一震，急道：“委座，他人犹可心存此念，您却万万不可存有此念啊！陈某向委座剖心沥血相告——倘若中日‘讲和成功，我们与倭寇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那么日方为了笼络中国政府的名流高官，也许会拿出一些‘礼贤下士的姿态来，但是对您，倭寇是决不会宽容以待的。您是谁？您是泱泱中华之元首啊！他们一定会通过对您的百般折辱来打击我们的民族自尊心的！当年晋末胡虏作乱，匈奴刘聪勒令已成阶下囚的晋愍帝身着青衣为奴为婢，给他们行酒洗爵……这样的耻辱，委座承受得了吗？”
蒋介石听到这里，勃然大怒，“砰”的一响，一掌重重拍在办公桌上，站了起来，双手叉腰，厉声喝道：“娘希匹！布雷先生提醒得对！倭寇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蒋中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布雷先生，您马上传我的手令给各省各地的抗战军民，重申：大家要咬紧牙关，一致对外，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斗到底！”
陈布雷闻言，这才暗暗放下心来，应声奔出办公室，草拟蒋介石的手谕去了。
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仓皇迁入武汉，继而又疾速退到重庆，依靠地利天险与日寇继续抗战。在此期间，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并责成他专门从事对外抗战的宣传工作。
御侮抗敌、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使本因身患痼疾而显得一直有些精神萎靡的陈布雷变得振奋异常。岳飞、文天祥、虞允文、戚继光、袁崇焕等历史上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英雄豪杰和名士大夫的形象，激励着这位民国第一师爷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抗战宣传工作中去，干劲十足。
1938年7月，为了鼓舞全国军民团结抗战的斗志和士气，为了反击国民党高层内“阴魂不散”的“求和逆流”，陈布雷在武汉为蒋介石写出了《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在文中号召道：“……矢志救国的同胞们，更应该用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鞭策自己，做到绝对的精诚团结！我们过去一年能得到友邦的同情和世界的重视，是由于我们的英勇，也由于我们的统一和团结。敌人所最害怕而千方百计要想破坏的，也就是我们的团结。所以我们必须发抒精诚，做到钢铁一般坚固的团结，那就是说要精诚纯一，一切言论动作，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胸次廓然，除开国家民族的利益外，不夹杂丝毫的渣滓。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当前的命运只有一个：不奋斗，即灭亡;能团结，即有前途！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以我们事实上的团结，对敌人作有力的答复，于抗战前途，是异常重要的……”
“沦陷区域的同胞们，要趁敌力分散的时机，赶快起来和残余的敌人拼命，报复我们的仇恨，驱逐敌军于我们国境之外;后方的同胞们，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加紧生产，加紧组织，增强前方的力量，造成战局有利的形势;尤其是担任武汉附近作战的部队，要立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协同民众，誓死奋斗……我们要一心一德，精诚团结，奋发努力！我们要不负全世界爱护正义和平的无数友邦人士的期待;我们要取得光明的胜利来安慰我们死难的同胞，拯救沦陷区域内的苦痛同胞！我们更要对得起一切英勇牺牲的先烈，完成他们未竟的志业，无愧于我们历史的使命！”
《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阅到此文后，立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行笔淋漓酣畅，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陈布雷这篇文章与张子缨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被中外人士誉为鼓舞民族士气、激励军民抗战的“三联璧”。尤其是陈布雷代蒋介石写的这篇《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由国民政府广播电台以中外5种语言面向全球广播出去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国外极大反响。海内外各大报刊一致将此文放在头版头条刊出，海外侨胞和各国对华友好人士阅了之后，无不为之感奋。
日本方面在收阅到此文之后，断定蒋介石抗争决心已定，无法劝降，于是转而锁定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作为诱降对象。
这一消息被蒋介石迅速侦知。他左思右想之下，只得派陈布雷出马，以笔友私交的身份，去试探一下汪精卫的真实想法。
陈布雷对汪精卫这样一个全无民族气节的当代“王衍”式的清谈家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但蒋介石交给他的这个“特殊任务”又关系抗战大局，实在是不能推辞。于是，陈布雷便硬着头皮前往汪精卫官邸“求教”军国大事了。
汪精卫对陈布雷此番访问的来意也是心知肚明，就和自己的夫人陈璧君在客厅里客客气气地接待了陈布雷。
陈布雷落座之后，汪精卫便让陈璧君拿来了一包茶叶，十分关切地对他说：“布雷先生，您眼圈有些发黑，近来一定熬了不少夜吧？喏，这是日本著名的‘樱花茶，泡着喝很能提神解乏呢！布雷先生品尝一下如何？”
陈布雷没有伸手去接那包“樱花茶”，沉沉地说道：“副总裁有所不知，‘九·一八事变以来，陈某就没再用过任何日货了。”
一听此言，汪精卫不禁有些尴尬，干笑了几声，挥手让陈璧君把那包“樱花茶”拿了下去。陈布雷也不和汪精卫客套，直接便转入了正题：“副总裁，日寇步步紧逼，战局维艰，不知您对此有何高见？”
汪精卫乃何等刁猾之人，立刻便将球反踢了回来：“布雷先生天天跟着蒋总裁‘耳濡目染，恐怕早已是智珠在握，汪某一介闲人，谈不上有什么高见不高见的。”
他说到这里，见陈布雷眉头一蹙便要直顶过来，急忙又打了个哈哈，说：“布雷先生，汪某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让中日战争迅速结束，腾出手来对付正在伺机坐大成势的共匪啊？”
陳布雷一听，他这话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前几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倘若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东亚防共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的这些内容如出一辙，不禁微微皱了皱眉头，道：“副总裁，日本现在也抛出了‘中日停战、共同防共的主张，可谓与您所陈的意见不谋而合啊！”
汪精卫讪讪地笑了笑，也不答话。
陈布雷又道：“只不过副总裁思考过没有：倘若我们真的与性如豺狼的日寇握手言和，那么，在沦陷区挣扎的千千万万同胞将如何看待我们？”
汪精卫听了陈布雷的话，顿时有些局促不安起来。他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陈布雷不顾他的脸色变得何等难看，继续慷慨激昂地说道：“副总裁，请您想一想，被敌军占领了7年的东北三省，我们的3000万同胞在那里过的又是怎样一种生活？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稍有良知，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放任不管？”
讲到这里，他抬眼瞥了一下汪精卫的反应。汪精卫双手扶着沙发，满面通红，也不接话，只是蹙着眉头耐着性子在听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民族有一句古训，叫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布雷相信，我们中华民族决不会被敌人的凶暴所威慑、吓倒，就是拼尽一兵一弹，我们也要与敌人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听罢陈布雷的慷慨陈词，汪精卫的脸色却慢慢平复下来。他似笑非笑地伸出双掌，凌空“啪啪啪”拍了数下，干巴巴地说道：“布雷先生真不愧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啊！这番话落到纸上可就是一篇好文章啊！可是布雷先生，打仗却并不等于写文章啊！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们是屡战屡败，连招架之功都没有，更谈不上还有什么还手之力了！如今我们已经输到龟缩在巴渝一掌之地的地步了，这个仗还怎么打得下去？您就是在后方再怎么慷慨激昂，也不能拿前方的日寇怎么样吧？依汪某之见，‘高调不必再唱，大家要正视现实才是！”
陈布雷一听，气得捂住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隔了半晌，他才定了定心神，对汪精卫正色道：“刚才副总裁说陈某只知在后方唱‘高调而不能实战，您这话批评得是。我陈布雷一介书生，又不幸被党内诸君推举为对倭笔战之主力，虽是有心投笔从戎、上阵杀贼，却奈何总裁始终不允！若陈某此刻成了战场上一兵一卒，也定当全力杀敌，绝不退缩！”
汪精卫看着陈布雷文文弱弱的外表中透出来一股逼人的英气，不禁面色微红，有些惭愧地说道：“汪某失言了，请布雷先生见谅。”他语气稍稍一顿，又叹道，“我还是坚持这样一个看法：日本人只是需要一个体面的理由来停战议和，我们又为何不能忍辱负重、放下面子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让全国军民少掉许多无谓的牺牲啊！这是在‘曲线救国嘛！”
陈布雷深深叹了一口长气，道：“副总裁以为日本人侵略我国的目标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虚荣心？一场南京大屠杀，他们夺去了三十万条生命！这样残忍歹毒的狼子野心，居然还没有让您警醒吗？若真向他们屈膝求和，也决计挡不住他们侵吞中国、奴役华夏儿女的步伐！这样的求和，与秦桧卖国又有何异？”
陈璧君终于按捺不住，一下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用手指着陈布雷，厉声喝道：“好你个陈布雷！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就是一个会摇笔杆子的‘绍兴师爷罢了，竟敢跑到我们汪公馆来发作党的副总裁！告诉你，你还没那个资格到这里来指手划脚！”
陈璧君虽是对陈布雷骂得白沫飞溅，陈布雷却淡然置之。他深深一笑，顺势便从沙发上立起身来，正视着汪精卫，语重心长地说道：“副总裁、汪夫人，今日陈某言尽于此，还望您二位仔细思量一番，千万不可做出有失大体的事来！请您二位好自为之！”
说罢，陈布雷迈步慨然而出，只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在客厅里面面相觑。
一个月后，汪精卫、陈璧君和周佛海等人偷偷跑到了越南的河内，公开发表了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艳电”，宣布投降日本。
消息传来，陈布雷不禁面东抚胸长叹，心想：汪精卫一生以风流文章冠名于世，自今而后却要以“卖国贼”的罪名遗臭万年了！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由乱入治的紧要关头，人民群众“反内战、反独裁、反压迫”的呼声在神州大地激荡着。
然而，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悍然于1946年6月调集160多万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拉开了内战的序幕。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宣言极有力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第一次大战役——辽沈战役宣告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在此役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借着蒋介石在东北战场上指揮失利、威信受挫之机，大造舆论，步步紧逼，要求蒋介石顾全大局、及时引退。一时间，蒋家王朝面临着二十余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简直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对于这一切，陈布雷在心底并不感到意外。表面上看，交战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国民党胜算极大，然而实际上，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内部已然是政以贿成、腐败不堪，军中将领骄奢淫逸、损公肥私，党中要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早已成了一盘散沙。依靠着这样一个从内到外都已腐败透顶的党政军系统，蒋介石如何赢？他也曾在私下里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必须及时整肃纲纪、反腐倡廉，提升党国威信。蒋介石都以“战事正紧，适逢用人之际，不得妄加整肃”为由敷衍了过去，继续包庇着自己那些军事上无能、政治上腐败的亲信。这让陈布雷颇感失望。
自从1948年初以来，陈布雷的工作日趋繁重，每天晚上都要赶着为蒋介石加班加点撰拟各类文告、训令、指示，无数材料如雪片般飞来，压得他喘不过气。同时，他多年未愈的神经衰弱症也越来越发作得厉害，常常感到脑胀目眩，往往写一短文而对纸茫然，久久无法落笔。这期间，陈布雷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大局日艰而辅弼无状，身体日衰而不能自振。其退乎？将何异于临危而去之？其进乎？又何以自免于覆诫？！”真个是“进亦是难，退亦是难”，只得勉力撑持下去了。
1948月11月初，攸关全局胜负的国共两党徐蚌会战打响了。11月8日，蒋介石得力干将黄百韬兵团在徐州东翼碾庄与解放军交战。由于蒋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兼行政长官冯治安所属兵团全部起义，使得黄百韬兵团陷入“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遭到解放军的团团围攻，犹如釜底之鱼，危在旦夕。
国民党上下慌成一团，白崇禧更是祭起“逼蒋退位”的大旗，要求与中共速速停战议和、保存实力，并得到了党内诸多人士的响应。蒋介石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猝然病倒了。
11月12日的晚上，陈布雷前往黄埔路总统府官邸探病。陈布雷心底酝酿了许久的话，想借着这个与蒋介石单独面谈的难得机会倾吐出来。
蒋介石躺在卧室床上，面色灰白，十分憔悴，正自盯着天花板呆呆出神。看到陈布雷缓步进来，他才收回了目光，换上一副干巴巴的笑容，在床上稍一欠身，向他招了招手道：“小染微恙，有劳布雷先生前来探视……”
陈布雷和往常一样，谦辞了几句，坐到蒋介石榻前，关切地说道：“委座这一场病来得很猛啊，得好好调养，不可再加劳顿了，您的健康是党国之福啊！”
“谢谢布雷先生关心！”蒋介石有些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沉沉叹道，“目前形势严峻，中正恨不能立刻恢复健康，飞临徐蚌战场与共匪一决高下啊！”
陈布雷见蒋介石到了这般境地仍然抱着与中共决一死战的想法不放，不由得在心底暗暗一叹，却是无话可说。
这时，蒋介石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一脸认真地问陈布雷：“对了，布雷先生，中正早上那篇关于与共匪拼战到底的训示的对外讲话稿，您整理出来了没有？审签后马上发下去，发到每一个军官手里去，让他们切实遵照执行！”
陈布雷早就料到蒋介石有此一问，便将自己随身带来的那份文稿呈了上去，让蒋介石审阅。蒋介石便在床上撑着上半身，认真看了起来。
看着看着，蒋介石突然变了脸色，把文稿往身侧一放，目光咄咄逼人地紧盯着陈布雷，道：“布雷先生，您把我在训示中一句极紧要的话忘记写了……您看……”说着，他用手指指向文稿中的某一个段落处。
陈布雷往蒋介石手指所指的那个段落处瞥了一眼，面色显得十分平静，淡淡地说道：“那句话陈某是记得的，但陈某以为这句话的提法有些不妥……”
“嗯？”蒋介石在鼻子里重重一哼，双目寒光凛凛地逼了过来，“中正今天就是要在训示中明确表达铲共剿匪的决心，所以才重点讲明了‘要像抗日那样剿共，抗战八年，剿共也得要八年——这句话有什么不妥？你讲来给中正听一听！”
陈布雷也不顾蒋介石一脸的怒容，便开门见山地直说了：“依陈某之见，此句实在不妥啊！聆听您这次训示后下来的不少将领私下都议论纷纷，说：‘这个仗，别说是再打八年，只怕是一年也打不下去了！”
蒋介石双眉一竖，高聲说道：“先不要管他们怎么说，你就照我讲的这样去写，不要省略。这是表明我破釜沉舟的决心啊！打日本人打了八年我还不是把他们全打出去了？再用个七八年，共产党也会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的，美国盟友会支持我们的！”
陈布雷暗暗叹了一口气，只得默不作声。
蒋介石见状，按捺住心头的勃勃怒气，耐着性子问道：“布雷先生，您也倾向于同共党握手言和？”
蒋介石的问话冷冰冰的，很显然是在怀疑陈布雷和白崇禧、李宗仁等桂系人物私下里结成了“朋党”，也来和自己“唱反调”。陈布雷一下便听出了蒋介石话中的猜忌之意，正了正脸色，肃然说道：“陈某认为，目前国共交战，单从实力对比上看，我们还是占了上风的。但是从天下大势来看，前景不容乐观哪！前方我军处处被动，将衰兵疲，人人厌战;而后方又是人心惶惶、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艰难，怨声载道。您若能于此刻毅然罢战，主动向西方盟友与苏俄表明求和心迹，求得他们从中斡旋，然后保住半壁江山，护住党国元气，将来还可以重整旗鼓、统一全国！”
蒋介石听到陈布雷只是单纯在向他建议“罢战求和”，并没有附和桂系人物“逼宫退位”，心头顿时一宽——这个二十年来陪同自己出生入死、周旋各方的幕僚对自己毕竟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思忖片刻，便对陈布雷缓缓说道：“布雷先生，中正知道您是出于好心才来犯颜直谏的。这一份忠勇之心，中正是十分敬佩的。目前我军战局确实不利，但是共匪消灭不了我们！坚持到底，我们会取得最终胜利！”
蒋介石见陈布雷低头不语，知道他并未从心底认可自己的这番壮胆之言，便进一步加重了语气，把自己的意思也干脆挑明了说：“目前战事正紧，白崇禧他们和共匪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几乎同时抛出‘罢战议和的说法，其实都是居心叵测之举！共匪这个时候谈‘议和，分明就是在分化我们的盟友、瓦解我们的斗志、动摇我们的军心;白崇禧他们跳出来喊‘议和，也是不怀好意，想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借机夺权！在这危急关头，我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吗？事到如今，我也只有背水一战了！”
陈布雷见蒋介石说得这般直白，倒是有些意外。他沉吟了片刻，咬了咬牙，还是鼓起勇气，对蒋介石说道：“既然委座对陈某将一切内情坦诚相告，陈某实是感动万分。但是，陈某还是要问委座一句：值此徐蚌会战的紧要关头，您胸中可有什么扭转乾坤、转危为安的妙计吗？这场硬仗若是打胜了，自然是‘一俊遮百丑;但若是打输了，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
蒋介石听了，也只是瞪着眼看着他，蹙紧了眉头，无言以对。隔了半晌，他才悠悠一叹：“唉！如今，我也只有寄希望于孙总理在天之灵的保佑了……”
陈布雷又静了片刻，面色一正，肃然道：“其实陈某心中亦有一管窥之见，不知委座愿听否？”
“快说！快说！”蒋介石一听，顿时来了兴致，连声催他。
陈布雷伸手抻了抻身上的长衫，面色显得极为凝重，缓缓说道：“委座，陈某这个建议听起恐怕有些刺耳，还请您多多包涵。”
“无妨！无妨！”蒋介石摆了摆手，微笑着点头道，“只要是有利于党国的，再刺耳再难听的话中正也听得进去。”
陈布雷见了他这番表态，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便斟酌着词句慢慢说道：“委座曾经说过：‘欲攘外，必先安内。今日国共决战之际，陈某认为亦应将此方针贯彻到位，方才会有转危为安之机！”
“怎么个‘安内法？”蒋介石有些迟疑地问道。
“依陈某之见，非肃贪倡廉不足以安内，非先安内不足以攘外！”陈布雷正视着蒋介石，一字一句地说道。
蒋介石听了，先是点了点头表示肯定，后是摇了摇头又示不妥，黯然说道：“肃贪倡廉固然能挽回人心、振奋士气，不过要肃得立竿见影才行！但此刻弊案丛生，中正又该从何处下手呢？”
陈布雷深深地看着他，沉缓有力地说道：“陈某近来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据说孔祥熙院长、宋子文部长和陈立夫兄弟在美国的私人账户里均存有数亿美元的不明来源的巨额款项，委座何不勒令他们将此巨款捐出，充作前方浴血奋战之将士的军饷？或又将它们投入市场、平抑物价，用以解决民生之疾苦？”
此语一出，蒋介石立即脸色铁青，用拳头把床板擂得“咚咚”直响，吼了起来：“谣言！谣言！孔院长和宋部长哪里有什么钱？这样恶毒的謠言，只有共产党才造得出来！布雷先生，您一向是反共宣传的‘旗手，难道也被他们的这些谣言给蒙骗了？我蒋中正不会为了取媚民众拿自己身边的人来‘开刀的！”
听了蒋介石这番气急败坏的吼叫，陈布雷双眸深处的亮光便似燃尽的烛炬般暗淡了下来。其实，他所知道的这些情况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告诉他的。
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掌握本国援助国民党反共反苏所拨资金的用途与动向，命令中情局对有关拨款的去向进行了秘密调查，结果竟发现这些款项大部分流入了一些中国人设在美国的私人账户里，而这些中国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陈氏兄弟等“皇亲国戚”。愤怒的杜鲁门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司徒雷登，要他出面向蒋介石质询。司徒雷登不敢去捅这个“马蜂窝”，便委婉地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陈布雷，希望他能劝说蒋介石约束一下自己的亲戚，不要为了一味地“捞钱”而葬送了国民党的未来。然而，当今天陈布雷冒着极大的风险向蒋介石举报了这一情况后，换来的却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袒护开脱。
一念及此，陈布雷忽然觉得此刻再说什么话都已然没了意义。
他深深地俯下头去，慢慢敛起了自己脸上那如江河决堤般弥漫开来的失望之色，久久方才恢复到一片淡漠中来。他抬起脸，迎视着蒋介石充满嗔怒的目光，深深说道：“委座，陈某近来神经衰弱，听风便是雨，竟然中了共匪反动宣传的蛊惑，实在是误党误国，请委座不要因此而动怒伤身……”
“书生之见！书生之见哪！”蒋介石倚在床上，一边摇着头，一边喋喋不休地说道，“共匪的反动宣传好厉害呀，连您都上当了……”
陈布雷垂着双手，木然地站了起来，低低说道：“陈某不打扰委座了，就此请辞罢！”
“好的！好的！”蒋介石嘴上虽然很客气，脸上表情却无半分热度，“布雷先生，你既然神经衰弱，也该早点儿休息了！”
陈布雷听了这话，面色不禁微微一滞，心头顿时一冷，半晌方才答出话来，语调里透出一股莫名的悲怆：“是啊！是啊！陈某的确是该早点儿休息了……陈某临行之前，别无他求，只希望委座能早日康复，则此生足矣！”说罢，举步缓缓退了出去。
他话语之际流溢出来的无限伤感与悲怆，竟似平湖涨水一般徐徐漫入到蒋介石的心坎中来。蒋介石心头不禁一片恻然，眼前顿时一阵泪光蒙眬。隔了许久，他才从茫然中回过神来，定睛一看，房间里早没了陈布雷的身影。
回到陈公馆后，陈布雷看着正坐在客厅里等待他回来的夫人王允默、女婿袁永熙和自己的副官陶永标，表情十分落寞。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王允默走近前来，关切地问他。
陈布雷深深地凝视了她片刻，才轻轻摆了摆手，道：“没什么，你们早点儿去休息吧！”他沉吟了一下，又吩咐道，“我今夜要写一些重要的东西，不见任何客人，也不接任何电话，一切改日再说。”
然后，他又转过头来，对陶永标叮嘱道：“今夜不用再上来催我睡觉了。我写完东西后，自己会服安眠药的。”
说罢，他抬步慢慢走上了楼梯。走到楼梯的一半时，他缓缓回过身来，看着站在客厅正面面相觑、惊疑不定的亲属和僚属们，再一次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道：“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听着陈布雷这异常低沉的声音，王允默不知怎的，竟是心头一阵发酸。但她怎么也没料到，丈夫对她说的这句话竟成了他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陈布雷换上了一件棕黑色的长衫，进了自己的书房，坐到书桌旁，燃起一支香烟，夹在右手指间慢慢抽了起来。
他缓缓拿过书桌上一个厚厚的文件夹，轻轻打开。这个文件夹里收藏着自己二十多年来替蒋介石写成的一系列文章“精品”。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仿佛又回到了那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抗战岁月，泪珠大颗大颗地夺眶而出，滴落在文稿纸上。为什么在那段岁月里自己能文思泉涌，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而不觉疲惫——然而到了今天面对共产党的宣传攻势，自己却是文笔枯涩，拿不出一篇理直气壮的文章进行反击？难道真的是“文以气为主”，自己在洞悉到了国民党政府腐败内幕之后，再也提不起胸中的“精气神”、写不出像样的好文章了吗？
一念至此，陈布雷心中不禁一痛，挥手将文件夹“呼”的一下推开，脸上现出一片深深的惘然。
现在，蒋家王朝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在陈布雷看来，正是由于蒋介石自己任人唯亲、惩贪不力，才造成了今日之败局！
陈布雷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眉头蹙了起来。
唉！自己一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也算对得起这二十余年来蒋介石对自己的这一番“知遇之恩”了！
他将烟头慢慢摁灭在烟灰缸里，伸手提起了毛笔，展开信纸，认认真真地给蒋介石写下了一份遗书：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余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經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开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侮疾，出于此无可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写着写着，陈布雷已是泪落如珠。他在泪眼蒙眬中抬起头来望着窗外总统府所在的方向，喃喃自语道：“委座，布雷不能再为您效力了！”
静了片刻，陈布雷才定下心神，一一把自己的身后之事交代清楚。他先写了一封遗信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洪兰友，托他多多照料中政会之事。又写了一封遗信给张道藩，嘱托他代为移交国民党对外“宣传小组”的账目及单据。
写罢之后，陈布雷心底灵光一闪：自己于此敏感时期猝然弃世而去，若是引起外界谣言纷起，又当如何？共产党和桂系人物，必会借着自己自杀之事而大做文章，大肆攻击蒋介石所辖的党国权力中枢已是“人心惶惶，土崩瓦解”！这种情形绝不能发生啊！于是，他写了一封遗书给自己身边的蒋君章、金省吾两位秘书，叮嘱他们：“为了破解敌人的反动宣传与大肆造谣，你们于我死后一律对外宣称‘陈布雷自今年8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写完后，陈布雷这时才觉得心头一轻。
“当当当”远处传来了晨钟之声，余音悠悠，仿佛就在耳畔萦绕一般。陈布雷看了一下窗外，天际已露出了一线鱼肚白。
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他从药柜中取出两瓶安眠药，吞下了一瓶，又吞下了大半瓶，喝了一大杯白开水，缓缓起身，和衣躺到了床上。这一躺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起来，亦再也没有醒来。
11月13日上午，听到陈布雷的死讯后，正在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例会的蒋介石当时便脸色发白，心头一阵狂跳。他立即宣布取消了自己当天的所有会议和行程安排，仓皇赶到陈公馆吊唁。
看着陈布雷蜡黄干枯的脸上那凝固着的一片宁静与平和，蒋介石在悲恸之余，心底竟隐隐生出了一丝羡慕——他终究还是解脱了！而自己，却仍要“打落牙齿和血吞”，撑起全副精神和共产党死拼到底！一念及此，蒋介石的心头一硬，将险些夺眶而出的泪水又硬生生逼了回去！在众人的目光中，蒋介石面对陈布雷的遗体，读着陈布雷给他的遗书，始终一脸的凝重与肃穆，没有任何感情波动。
回到总统府后，蒋介石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不让任何人进来。他在里面这时才恢复了自己情感的自由宣泄，悲伤之泪顿时满面横流。陈布雷死了！这个追随他二十多年、日日夜夜为他撰文拟稿和出谋划策的“绍兴师爷”，现在竟也去了！蒋介石的嘴唇嚅动着，不住地低低地唤着“布雷先生”四个字，可惜却再也唤不回陈布雷到他身边了！
他定下神来，提起微微发颤的手，为死去的陈布雷题写了一幅发自肺腑的横匾赞语——“当代完人”。这句赞语是蒋介石在赠给他的部下成千上万个荣誉称号当中层次最高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溢美之词。
在陈布雷自杀后的一年多里，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土崩瓦解，蒋介石被迫逃到台湾，龟缩一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陈布雷成了和“蒋家王朝”一同“陪葬”的最后一位“绍兴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