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培清，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草原》《求是》《军事科学院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若干。近年来集中精力创作小说，但自觉缺乏先锋意识与创新手法，只求用较为简洁顺口之语言表达纠结于心中之情感意念而已。
那个邻居老太太有好长时间没见了。
我们这个单位，是一个研究单位，加上后勤保障人员，有一千人，办公区、车队和宿舍区，从东到西，依山而建，哩哩啦啦有二里多路。
宿舍区不集中，分东区、中区和西区。从东区到西区，有一条大街，人称“裤带街”，是说它依后山弯弯曲曲像一条裤带;后山有一条小路，石砖铺砌，两边树木相拥，不通车辆，只供人们早晚和办公休息的时候散步，人们称它为“步行街”。“裤带街”在山下，“步行街”在山上。“裤带街”和“步行街”相通，形成一个闭合的环路。
我们这个单位，在20世纪50年代就成立了。第一代的拓荒者，大多已经作古，现在在这里工作的，多是二十多年来从全国各地调来的，那些还健在但已经退休的机关干部和研究人员（做后勤保障工作的职工除外），分别在院外的三个干休所居住。
在院内居住的，除了个别退休但还没有移交干休所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职干部和职工（包括退休职工）。由于院外没有退休职工休养所，所以自建院以来，职工们不论退休还是没有退休的，都居住在院内。有的老职工，自从建院的时候住在大院内的某一个房子里，半个世纪以来，就一直住在那里，没有动窝。这个老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职工家属。
我调到这个单位搞研究工作，已经快二十年了。记得我刚刚从我们老家所在的那个省城调来的时候，单身一人，晚上吃完饭，没事干，就一个人顺东区（食堂在东区）上后山，沿步行街，散步到西区，再从西区的山路上下来，沿裤带街，走到东区。这样从步行街到裤带街，再从裤带街上步行街，来来回回走两三趟，天黑了，再到办公室看书、写东西。
在我这样散步的时候，就经常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瘦瘦的，衣裳和脸面脏兮兮的老太太，推着一辆小推车，绕大院转，趴在家属楼前的垃圾桶上，翻捡里边的垃圾。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除了惊诧于她把头和半个身子伸进垃圾桶里，两只脚踮着，几乎悬空，专注执着地捡垃圾外，还觉得她穿的衣裳有点怪。但是究竟怪在哪里，一时又说不清楚。
后来不几天，我经过她身边，她正从垃圾桶里爬出身来，只见她花白的头发蓬乱着，瘦干的脸，好像是有好多年没有洗，也没有擦;她穿的是一件女人的红上衣，男人的蓝裤子，红上衣和蓝裤子，一长一短，一肥一瘦，由于脏，红得已经发紫，蓝的已经发黑。
我估计，老太太的这身衣裳，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捡的人家的废弃之物，看上去很不合身（上衣太肥太长，裤子太瘦太短）。她脚上的鞋，是一双男式皮鞋，也不知是从哪儿捡的，很大，不跟脚，走起路来松垮垮的，老是发出啪啪的拖地的声音。
我扫了一眼她车子上的东西，有硬纸片子，有塑料瓶子，有废旧报纸，除了这些之外，我还看见有一个旧的红漆木头盒子，一朵绸子扎的牡丹花，一面断了腿的小圆镜子，一把一次性的牙刷，一缕绿丝线。我想，硬纸片子、塑料瓶子、废旧报纸这些东西，废品收购站收购，能卖钱，而红漆木头盒子、绸子扎的牡丹花、断了腿的小圆镜子这些东西，废品收购站不会收购，捡了又有什么用呢？
我就又奇怪地打量了老太太一眼，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老人，不由得心里发慌，怕因為多看她几眼，引起她的不高兴，对我发起攻击，就急忙掉转头往前走了。走了好长一阵，回头再看，只见她正推着小车，到了下一个垃圾桶前，她好像并没在意我的关注。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放慢脚步，向办公室走去。
后来有一天和一个同事闲聊中，我才知道，老太太是大院车队的一个老职工的老伴，行为做派确实有点不正常。主要是爱捡破烂。她捡破烂，跟一般的破烂王还不一样。一般的破烂王捡破烂，主要是为了卖钱，能卖钱的才捡，不能卖钱的不捡，而她却不完全是这样。她捡的破烂，有的能卖钱，有的却不能卖钱。比如，一个小孩玩的玻璃球，一把已经破了的折叠扇，一枝塑料花，能卖什么钱呢？一般破烂王，对此是不屑一顾的，而她却非捡不可。她住的楼道的门前，堆满了这样的她捡回来的各种各样的破烂，简直成了一个万国博览会的现场。
楼里的人对她在楼门口堆放这些东西很有意见，多次向房管科反映，房管科也多次要她清理这些东西，但她置之不理，仍然照放不误。有时谁拿了她什么东西（其实谁也没拿，谁会稀罕她这些东西呢？只不过是她心疑罢了），她就拿粉笔在一块黑板上（粉笔和黑板也是她捡回来的）写上“谁拿了我XXX东西，不还回来，要烂手，烂心，烂肺，不得好死”等恶毒的咒骂。有时，她还把这些咒骂语写在马路上，写在楼道门口的水泥台阶上。
从她写的字看，她是有文化的人。因为她的字写得挺好看，标准的宋体字，清清爽爽，十分秀气，从字上根本看不出她是这样一个人。她迷醉于在大院里捡拾东西，每天天不亮起来，头不梳，脸不洗，就走出家门，开始她一天的工作，见着一块废纸，见着一个香烟盒子，或是见着一支别人已经用完扔了的一次性圆珠笔，她都爱得不行，像宝贝一样地捡起来，拿回家。人们经常看见，她像瓜儿爬在瓜架子上一样，整天趴在垃圾箱上，翻呀捡呀，翻完一个垃圾箱，翻另一个垃圾箱，从西区翻到东区，又从东区翻到西区，翻了一天又一天，翻了一年又一年……她穿的衣裳，都是捡别人穿过的半新不旧的衣裳，所以她的衣裳总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不合身，但也不舍得扔，一直穿到不能再穿了再换新的，而新的，照样是别人扔了的旧衣裳。
人们说她有福不会享，老头子挣那么多钱，还捡破烂，穿那些旧衣裳干啥？而她却说，那不是破烂，那都是好东西，有的能卖钱，有的能用，扔了太可惜了。她说，她捡那些东西不由自主，不捡心里难受，不捡睡不安稳觉。就是一个钉子，只要她看见了，也要把它捡回来。只有捡回来，心里才踏实。她说，年轻的时候，捡一根柴火棍都不容易，那时要是有这些东西可捡，日子就不会那么苦了……
我调来不久，就把家迁过来了。想不到的是，单位给我分的房子，就在西区老太太住的那一栋楼的楼上。她在一楼，我在五楼，在一个门洞子里。那天上午在房管科领上房门锁匙，我去看房子，走到那栋楼下，看见二门洞右侧的窗户前面堆了不少东西，有各色各样大小不等的包装盒子展开的碎纸片子，有饮料瓶子、墨水瓶子、酱油瓶子、辣椒酱瓶子等大大小小的玻璃或塑料瓶子，有小孩子玩的花花绿绿的积木、塑料汽车、树脂恐龙、电动车等玩具，窗台下有一个木头碗柜、橱柜，橱柜上放一把折断了的二胡，一个大红的空塑料暖瓶壳子，一个铝盆子，窗台前面的铁丝晾衣绳上，挂着一嘟噜过年装饰房子用的花炮，每一个花炮上写着“新春快乐”“恭喜发财”等喜庆语，花炮旁边还挂一个撕开一个三角口子的大红灯笼，灯笼下面堆着一堆旧衣裳，大多是孩子穿过的裙子、裤子、上衣、帽子，也有姑娘媳妇扔了的旧裙子、旧衬衫。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堆衣服旁边还放着两个白瓷坐式抽水马桶，一个糊满了黑油的抽油烟风扇，一个还有一半斑斑驳驳水银玻璃的镜框子，一把断了一条腿的小凳子，一个表皮破损了的银灰色的电脑操作台（从破损处看，操作台是用锯末压制的），两个黑人造革皮面的单人旧沙发（皮面都已经破损，露出了里面的麻线和生了锈的弹簧），沙发旁边，是一棵有胳膊粗的棗树（现在是夏天，枣树上已经结了不少的青枣）。
进了门洞，两边都还堆着东西，一边摞着一排鞋：布鞋、皮鞋、胶底帆布鞋、女高跟鞋、雨鞋，大人的鞋，孩子的鞋，应有尽有;一边立着两把旧雨伞，放一辆旧童车，墙上挂两顶旧草帽。进了楼道，左右两边的房门都紧闭着。右边老太太的房门上，一上一下有两个大红的福字，上面的大一些，是用红纸手写的，显然是原来就有的，颜色已经有些暗淡;下面的那个，小一些，是印刷品，金边，金字，下面有“XX保险公司赠”等字样，拿图钉钉上去的，一看就知道钉上去时间不长，因为那金边、金字和底面的红色，都还很鲜亮。我没有细看，上了楼梯。
我看完房子出来，下了楼，走出楼门时，看见老太太正在门口，把一个黑色的黑釉小瓷瓮从车上往下搬。我看见她很费劲，就上前帮了一把。
放下瓷瓮，我有意和老太太搭话问道，废品收购站还要这些东西吗？
老太太说不要。她紧接着说，不要也不能扔了呀！这么好的瓮，放米，放面，腌咸菜，都行，扔了多可惜。我年轻的时候，想腌咸菜，看见公社供销社卖瓮，可想买一个了，可是转过来转过去，到底也没买成。不是我不想买，是没钱呀！现在有现成的瓮，好好的，我能不捡回来吗？
这是我第一次听老太太说话。虽说她说的是山东老家话，口音重，有点听不大清楚，但细听，还是能听明白她的意思。而她说这些话，层次清楚，入情入理，根本听不出她有什么毛病。
我就说，您现在还缺这样的瓮吗？
她说，现在不缺了，什么都不缺。但什么都不缺，也不能糟蹋东西呀。好好的东西，用不着，放在那里，看着也心宽。谁知道万一什么时候世道变了，东西又紧缺了，有这些东西在，不是就不用着急发愁了吗？她接着问我，是不是要往楼上搬？
我说是，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请您多多关照。
老太太说，说什么关照，你以后有不用的东西，不要扔，跟我说一声，我去拿。你缺什么东西，就跟我张嘴，不要不好意思，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有。
我说，那一定，以后肯定少不了麻烦您。
我看她穿的还是我那天看见她时穿的那身衣裳：女人的红上衣，男人的蓝裤子，一长一短，一肥一瘦，手脸衣裳都脏兮兮的，心想，这人心里这么清楚，为什么成了这么一个人呢？真是奇怪。我怀着满心的疑惑，跟她道了别，走了。
不久以后，我就和老太太做了邻居。因为她天天都在楼前整理拾掇她捡回来的那些东西，或是叫收废品的人来收走她那些东西，我在上楼下楼的时候，就和她几乎天天见面，还经常看见她的老头子。老头子有七十多岁了，人很精悍、利索。
那是个秋天的星期天，吃完早饭我下楼晾晒被褥，看见老头子正坐在窗台前边枣树旁边的那个破旧黑人造革皮沙发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晒太阳，就凑过去，问他多大年纪了，他说七十五。
我说，听说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老头子立马来了精神，拧住收音机，说是，说他在朝鲜战场上开汽车，给前线送过弹药，给志愿军司令部拉过蔬菜和粮食。说着，他回家给我取出来好几个用红布包着的颜色已经晦暗的纪念章，让我看。
这时，老太太推着车回来了。车上放着一双红色女高跟鞋，一把没了木头把子的菜刀，一个包装漂亮的纸盒子，一个多彩的，还缠绕着红丝带的水果篮子（篮子里放着几个干朽了的土豆和胡萝卜）。
老太太见我和老头子在一起，就把小车推到我们面前，拿起那个漂亮纸盒子，嘟囔着说，没见过现在的人，好好的东西就不要了。说着，她打开盒子，露出里面装着的速冻水饺，叫我们看。
老头子瞪了她一眼，说，人家扔掉的过了期的东西，你捡回来干什么？
我拿过那个盒子，找着上面的保质期时间，确实是已经过期有一个月了。
可是老太太不懂什么叫保质期，看见老头子气汹汹的，就低了声音，嗫嚅着说，这么好的饺子，怎么能过期了？过去，要是遭了天灾，过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李自成进北京，不就是为了天天吃饺子？现在倒好，好好的饺子不当回事，这不是造孽吗？老天有眼，真是不该了！说到底，都是没经过饥荒的人，要是受过饿，肯定不会把这么好的饺子，说扔就扔了。说着，老太太一手拿着那盒饺子，一手提着那个放有干朽的土豆和胡萝卜的水果篮子，回了家。
老头子看着她走进楼道，就摇头对我说，脑子有了毛病，已经不懂人事了，你们不要见外，看见她就装成没有看见算了。
我问，一直就是这样吗？
老头子说，不是，年轻的时候好着呢。
我说，那现在怎么成了这样？
老头子说，还不是穷怕了。她从小家里就穷，嫁给我以后，我刚从朝鲜回来转业到这里，工资少，养不活一家老小，她就带着孩子，一个人住在老家农村，靠挣工分吃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过日子，天天省吃俭用，吃糠咽菜。邓小平领导改革后，她靠种责任田，给四个孩子成了家，才从老家农村来和我团聚。
谁知道一来城市，赶上城里人不把东西当回事的时代，她的脑子就晕了，眼睛就花了，看见什么爱什么，把垃圾箱当成聚宝盆，整天不着家。开始还注意点形象卫生，后来一天天变得什么也不顾了，从早到晚头不梳，脸不洗，一早就出去，看见什么捡什么，什么都爱，什么都捡。我说她，咱们现在不愁吃，不愁喝，孩子们都有钱，不用你接济，你捡这些东西干什么？可是她不听，她说她不捡东西心里难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捡的东西多起来，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她就放在家里。家里放不下，就放在楼门前。放在楼门前她不放心，有时半夜还要起来看一看，总是怀疑有人拿了她的东西，她就写字骂人，脑子一天一天不正常了。说着，老头指了指前面斜放着的一块写着“不准偷拿我的东西”粉笔字的黑板，叫我看。
我說，字写得挺好的。
老头说，50年代初在村里的夜校学的。她那时长得好看，人也聪明伶俐，写得一手好字，当兵前我就找了她。她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掉地上一粒米也要捡起来，街上有一根柴火棍也要拾回来。那时东西匮乏，有一个钱的东西，她就心疼得不得了。从没东西的日子一下子到了遍地都是东西的时代，就像在黑房子里待久了的人，一下子见了太阳，饿晕了的人一下子见了食物，渴极了的人见了水，把持不住自己，就走火入魔了……
知妻莫如夫。我觉得老头子的话有道理。从此以后，我再见到老太太的时候，就不再因为她浑身脏、不讲卫生而厌恶她了，而是对她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心。多少年过去了，随着级别的提升，我在这个大院里搬了几次家，早已不和她做邻居了，而她一直住在那栋楼里，每天还是穿得脏兮兮的，蓬头垢面的，推着那辆小推车，绕着大院捡东西，或吊在垃圾桶上，从清晨到日落，从春天到冬天。
大院里的人们，无论是老一些的，还是新调来的年轻人，都嫌她脏，都把她看成神经不正常的人，见了她躲得远远的。只有我见了她，上前和她说几句话。
我每次搬家，都上门把她叫过来，把没有用的旧家具，旧衣裳，还有其他不要的东西，叫她拿走。每当我给她这些东西的时候，她都要给我钱，我当然不会要，而她却过意不去，等秋天她家门前的那棵枣树结了枣子的时候，她都要给我家送一些。
我现在住东区，由于单位忙，整天加班加点，平时很少像过去那样散步了。今天吃完晚饭有点时间，我从东区上了后山的步行街，突然想起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个我曾经的邻居出来捡东西了，这使我感到很意外。老太太是人老干不动自动“退休”了，还是生病了，抑或是已经去世了？我决定沿步行街到西区，到我曾住过的那栋楼下去看看她……
责任编辑/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