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新
本来我应该觉察到一些端倪的，却完全被忽略，因为事情一开始太过真实——同学聚会。谁还会往别处想呢？这真是一个老套的故事的开始，不过，却有一个别样的结尾。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没几年，许多大学开始面向成人招生，我就这样在工作了近10年后，有幸走进了大学校门。说起来我们那个班还是多少有点不同，是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新闻系，面向全国企业报招收的新闻班，全班29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当然都是企业报从业人员，而能办得起报纸的企业当然都是国有大型或特大型企业，比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公司、燕山石化公司、上海港务局等。招生的时候，名额按省分配，一个省最多不超过两名。当时我29岁，我们班的同学年龄最大的已经41岁，是我们班长，来自黑龙江大庆油田，年龄最小的23岁，来自甘肃白银，也只有年龄最小的这位同学尚未结婚，其余的不是大叔就是大婶。不，还有一位大婶级女同学，31岁，依然单着，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这位31岁还单着的女同学叫黄家惠，就是她给我打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给我抒情地说，老同学，真快啊！时光荏苒，转眼我们毕业已经20多年了，人生有几个20年啊！她说，班长何玉林要召集大家一块聚聚，她已经被任命为这次活动的秘书长，负责联络等各项事宜。在我的印象里，黄家惠是个沉默的女孩，在大学的两年时间里，我几乎怎么没给她说过话，那天她在电话里给我抒起情来没完没了，好像变了一个人。
本来对这样的活动我并不热心，但那段时间因为单位上的一些小事，我心里有点不爽，在这里不说也罢，不是有人说过吗，宇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地球在宇宙中只是无数个星球中的一个，类似于一粒尘埃，因此人类的所有活动对宇宙来说都无关痛痒，因此从宏观上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何况我这点小事！再一个就是，黄家惠说这次聚会的地点选在婺源，我听说婺源的油菜花非常漂亮，那时候我正好喜欢上了摄影，而3月份正是婺源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毕业后的这些年，我虽然利用参加各种笔会之便，全国各地去了不少地方，但婺源还真没去过，因此当黄家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同意了。我找报社领导去请假，报社领导心知肚明在某些事上对我不公，从没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
现在想起来，这个地点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这次聚会是班长何玉林发起的，何玉林在大庆，他即使不把聚会地点放在大庆，至少也应该安排在北京，因为29名同学中有6人在北京或北京附近，再者，既是同学聚会，也应该把我们的任课老师请过来，当然让所有给我们任过课的老师都参加不现实，但至少可以把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请过来，在两年的时间里班主任老师可是与我们朝夕相处，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班主任老师那时候就已经50多岁，現在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不适合长途奔波，哪里还有比北京更合适的地方呢？为什么偏偏选在婺源？
这位叫黄家惠的同学是天津人，在天津大港油田工作，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还算是比较白净，个子中等偏矮，略胖，平时从不主动与人搭话，是那种比较安静的女生，这样的女生往往容易被忽略。她每天除了与我们一样上课下课，去阅览室看书查找资料，去食堂打饭，就是每天一早起来去跑步，她穿着一双白球鞋，头上扎着马尾辫，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围着校园跑，有几次我遇见她跑步回来，脸上挂着的汗珠打湿了刘海。一天下午，我们只有两节课，半下午就结束了，路过排球场，平时喧闹的排球场里空空荡荡，有人提议玩一会，得到集体响应，我们放下书包，男女搭配很快就分成了对垒的两大阵营，这时大家才发现多出一个人来。其实，又不是正式比赛，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什么关系？黄家惠却主动站出来说，你们打，我给你们捡球吧。
其实，我们哪里打过排球，只是照葫芦画瓢胡打一气，球常常被打飞，每当此时，黄家惠就飞快地跑去把球捡回来，她奔跑的时候，由于过于努力，大幅度的摆动着两只手臂，加上腿短，动作不算优美，甚至有点可笑，就这样我们打了半下午球，黄家惠给我们捡了半下午球。正是秋天落叶飘飞的季节，天气凉爽宜人，打球的我们没有累着，倒是黄家惠气喘如牛，衣服都被汗湿了。
第一个学期很快就到了国庆节，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黄家惠虽然算不上离家最近的，也是比较近的，她却没回，就是这一次我们知道她还没结婚。至于没结婚的原因，这样的事不适合打听，估计知道的人不多。
电话快结束的时候，我问黄家惠：庞志学去吗？黄家惠用一个电影的名字肯定地回答了我：一个也不能少。好不容易结束了电话，我计算了一下聚会时间，还有9天，时间非常充裕。那是2007年，即使有高铁也不多，至少我还没听说过，坐飞机太过奢侈，报社肯定不给报。我坐绿皮火车到南昌，然后乘大巴去婺源，下了火车我给黄家惠打了个电话，黄家惠说她已经在婺源等着我们了，并再一次说了我们这次聚会的酒店名称，她说你下了大巴坐出租车吧，不远，30块钱都用不了。
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50年代前后出生的，过惯了穷日子，而且大都是上山下乡知青，后来招工进了企业，又因为有点文化，更多的人是因为喜欢写作，才调入报社吃上新闻这碗饭的。我参加工作后分到油田一个钻井队，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眼看到的景象：在一望无边浩浩荡荡的芦苇丛中，蓝天白云下一个耸立着的高高的钻井架，近处几排白色简易房恰如绿色海洋中的小舢舨，在如血的夕阳中，十几个刚下班的赤条条汉子，用脸盆从一个用钢板焊成的池子里舀了水，一盆一盆从头顶往下浇。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原始部落……
黄家惠说让我打的，大概是怕我舍不得花钱。
我从1984年到1986年在北京上了两年学，按说从山东到北京不算太远，一张车票不过几十块钱，但只要不是寒暑假，五一节啦国庆节啦，我从没动过回家的念头。那时候我结婚才3年，儿子两岁不到，想媳妇更想儿子，但那几十块钱真的不舍得花。毕竟岁数大了记忆力减退，为了跟上功课，我们每天晚上都拼命学习，每到晚上10点就有本科的学生准时在楼道里喊：面包——麦乳精——。那时候的我们多半已经饥肠辘辘，多么想冲一碗香喷喷的麦乳精，再来个面包啃啃啊！可是舍不得，我们学完习就上床睡觉了。就是第一个国庆节，中午，我正在宿舍睡觉，突然听见一个孩子嫩声嫩语的说话声，我一激灵就从床上坐了起来。我觉得那就是我儿子的声音，难道说妻子没打招呼就带着儿子来学校看我了？我既紧张又兴奋，心扑通扑通一阵狂跳。宿舍在三楼，我打开窗户往下看，宿舍楼外长着高大的法国梧桐，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在树下捡落叶，孩子一边捡树叶一边与老太太说着什么。我看了好一会，看得两眼泪花闪闪，失望地关上了窗户。
重新躺到床上，心里一时无法平静，想起我来学校报到妻子送我去车站的情景。从我居住的那个石油小城东营到北京，每天只有一趟长途汽车，早晨5点发车，而从我居住的地方到长途汽车站差不多有10公里，而且考虑到要在学校待两年，我还带了一只柳条箱。那天我和妻子3点多就起床了，妻子给我下了面条，还窝了两个荷包蛋，吃完，我们担心惊醒儿子，我扛着柳条箱，妻子拿着另外一件行李，我们轻手轻脚下了楼。从楼道里推出自行车，借着楼道里的灯光我把柳条箱绑上车后座，然后先把自行车推上公路，我扶着自行车，妻子在前面的大梁上坐好，我才踮着脚跨上自行车。天依然黑着，好处是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后面是摇摇晃晃的柳条箱，前面是妻子，并不好骑，骑到车站天快亮了，我出了一身大汗。解下柳条箱我让妻子立即往回返，我担心儿子醒来，看不见妈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坐上了长途汽车，一路上耳边都是儿子的哭声，以后的很多天依然如此。我写信给妻子，问她回去后儿子醒了没有，终于收到妻子的回信说没醒，儿子的哭声才从我耳边消失。
大巴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出了点故障，司机下来修车，乘客下车方便的方便，抽烟的抽烟，我又给黄家惠打了个电话，前几年报社给部室主任配了手机，话费不用自己掏，所以一路上我至少给黄家惠打过5次电话，每次都是畅通的。当时我怎么就没有一点怀疑呢？全班29名同学，即使不会全来，假如有25个人哪怕是20个人参加聚会，那一天黄家惠的电话也够忙的，而我每次打都是畅通的，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车修好后重新上路，我听说从南昌到婺源有300多公里，那时候高速公路还不太多，我们行驶的这条公路就是一条普通公路。车开了一会，天开始下雨，车窗外的景色迷离起来，远山雾蒙蒙的，近山变得苍翠，路边的野花在小雨中妖娆地招摇着。
入学的第一个学年，寒假还没到，我们早已是归心似箭，用我们汉语言文学老师的话说就是“北京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从北京到我居住的石油小城也是每天只有一趟长途汽车，同样发车很早，坐公交车去长途汽车站根本不赶趟，只好坐火车到济南或者淄博，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回家。我们学校大门外就有个火车票代售点，但这么多学生都赶在一起买票回家，火车票当然不好买。为了买到一张火车票，夜里不到10点就有人开始排队了，我们同宿舍的8个人排了班，两人一组，彻夜排队买票。那个北京的夜晚飘着雨，而不是雪，阴冷而潮湿。雨不大，细得像雾，但从不肯停下。我是第一班，从夜里10点到凌晨2点，因为是早班，比别的班多两个小时。既是因为雨不大，也的确没有伞，我头上顶了张校报，这期报纸的文艺副刊发了我一首诗，是描写大学生早起晨练的，至今我还记得开头的几句：女生们挺着高高的胸脯，挺着美好骄傲;男生们展示着厚实的胸肌，展示着力和宽广。还有人头上顶着杂志或者一块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塑料布。一阵夜风袭来，就会有几颗大粒的雨点从树上落下来，掉进脖子里，浑身禁不住激灵一下子。我把头尽可能往脖子里缩，还是挡不住的寒冷。快两点钟的时候，人一子多起来，为防止加塞，有人开始发号，号用红笔写在纸头上，按号排队。那4个小时，凄风苦雨，又冷又困，但想到即将见到妻子和儿子，我又有了精神。
那4个小时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一晃20多年了……
这时候我手机响了，是黄家惠打来的，我告诉她车已修好，我们已经上路了。天黑了下来，我问司机，司机说还有近两个小时的路程。
第二年开学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去密云水库植树。
每天吃了早饭沿山间小道上山，晚上踏着夕阳回来。我们栽的树是马尾松，先挖坑，树坑整齐地布在山坡上，如一片片鱼鳞，所以也叫鱼鳞坑。坑挖好，将松树苗放进坑里，浇水，填土，一棵树就算完成了。
班里同学不在生产一线，且大都已是中年人，也许是学校考虑到了这一点，几天的忙碌后，为我们放了一天假。密云水库坐落于北京东郊的燕山群峰之间，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水库，蓄水量为4317亿立方米，相当于67个十三陵水库或150个昆明湖。那天上午我们登上巍峨的水库大坝，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只见烟波浩淼，水天相接，鱼船点点，鸟影穿梭，水中小岛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游览中，见我们对眼前的美景赞叹不已，一个不知是游客还是什么人的陌生男子说，我们看到的只是“内湖”，“外湖”才好看呢！并用手指给我们去“外湖”的路线。我沿着这位陌生人所指的方向，看到的是一片起伏的山岭，当然还有山岭间蜿蜒的小道。被幻想中的“外湖”所吸引，我与来自吉林油田的同学庞志学，决定下午去看“外湖”。
吃过中午饭，由于几天的劳累，同学们都午休了，驻地一片静悄悄的，我们两人出发了。这里是燕山山脉，虽然算不上巍峨险峻，但也是山高谷深，一座座山峰，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正是深秋天气，满山遍野都是灌木和藤类植物，酸枣成熟了，一粒粒在遍山的綠色中艳红着。偶尔也会看到山谷里有几棵挺拔的古松，不是乌鸦就是喜鹊在树间嬉闹聒噪。我们爬上一座山峰，幻想中的外湖没有出现，却有一座更高的山峰横亘眼前，当我们以为爬上眼前这座山峰，“外湖”一定会展现在眼前的时候，又会有一座更高的山峰挡住视线。就这样，我们一次次充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外湖”却始终没有现身。开始我们还能在峡谷间看到一点水的影子，那是水库在大山中蜿蜒的余韵，后来连这样的影子也不见了。
不知何时，我们突然发现太阳就要落山了，巨大的落日如一块烧得通红的铁饼，正一点点从山梁上滑落。刚才受了幻想中“外湖”的牵引，忘记了劳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在何处。猛然间发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都为之一惊。置身于大山之中，四顾崇山峻岭，重峦叠嶂，不禁打了几个寒颤。
我们决定立即回返。这时几声鸟叫从附近的树上传来，鸟归巢了，“鸟鸣山愈静”，寂静的大山让我们更加紧张起来。匆匆踏上归途，转过几个山头，天好像是突然之间天就黑下来的，模糊的山岭，重重叠叠;山岭上是模糊的植物，如鬼如魅;脚下是幽暗的山谷，深不可测。一块突起的石头，一棵孤零零的树，这时候都变成了鬼影。山涧突然响起几声不知是什么鸟的凄厉叫声，惊心动魄，整座大山更加阴森可怖。好在有星星点灯，月亮照明，依稀可以看见脚下的山道。我们都不说话，只匆忙赶路，鞋底与山石磨擦，在幽静的大山里发出很响的声音。
不知走了多久，走在前面的庞志学突然停下来说，方向对吗？此时的我早已经失去了方向感，黑夜中的大山又没有任何标志物，我们完全是凭着感觉向前走。我左右看看，没有回答，彼此都能听到对方恐惧的心跳。站了一会，我们又别无选择地向前走。为加快速度，我们放弃山道，从没有道路的山坡上直线往下走，不料却陷入了齐腰深的藤类植物中，那些植物像生着无数吸盘的章鱼，拉着衣角，拽着裤腿，让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奋力挣扎，一次次逃脱藤蔓的缠绕。
突然，我们眼前出现了灯光，一点，两点，三四点，灯光很快就连成了一片，是我们驻地的灯光！灯光，你是多么寻常，又是多么容易被人们忽略啊，今天你却是那样可爱，那样亲切……我和庞志学站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才感到头发和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身体像个蒸笼，散发着滚滚热气。月光下，我们还发现彼此都像一只刺猬，浑身上下扎满了苍耳子和不知什么植物的长刺。我们对望着，无声地笑了一下，快步向着灯光走去。
植树结束的时候，有人提议庆祝庆祝，大家凑份子买了酒，让食堂加了几个菜，全班同学围在用床板拼起来的一张大“桌子”上正喝得酒酣耳热，有女同学发现黄家惠不见了，我和几个还算清醒的男同学出去找。那天没有月亮，大山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一边高一脚低一脚的摸索着往前走，一边喊黄家惠的名字，后来我们听到嘤嘤哭声，循着哭声在水库大坝上找到了黄家惠。我们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说没事，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跟着我们回去了。
20多年了，我们植下的树现在应该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了吧？
庞志学与我同一个宿舍，是吉林石油报的，就是这次一起看“外湖”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次植树我们又分到一个宿舍，晚上关了灯，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发生在他来学校报到的第一个晚上：
我是第一次进京，有点按捺不住，早来了一天，谁知道还有比我更早的呢？他是我的下铺，叫琚晓耕。
你抽烟吗？介绍了各自所在地和工作单位后，我习惯性地来了这么一句。
不抽，我不会。睡在我下铺的琚晓耕说。他是上海来的，在上海港务局。
其实，我也不会。我说。刚才说漏了嘴，现在正好可以挽回。
我们说上山下乡，说招工进城，说工作，说老婆孩子，说一间十多平米的宿舍住八个人怕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口密度了。
夜深了。我毫无睡意。我的全部行囊都是妻子准备的，只有枕头除外，我把枕头芯里塞满了烟叶，足足有好几公斤。枕头边上的提包里有我形影不离的烟口袋和卷烟用的纸。我想，学校也许不会禁止学生吸烟吧，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干部专修科已经年纪一大把的人。不过也难说，还是先不要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刚进校门就落个不遵守纪律的恶名。
下铺的那位也没睡着，趿拉上鞋去了厕所。我竟一下子失去控制，一把拽开提包拉链，取出烟口袋和纸，迅速卷了一支喇叭筒，狠命吸起来。下乡的时候，在松花江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冬天无事可做，农民便整日猫在炕上，不分男女每人手里擎着一根自制的喇叭筒喷云吐雾，我的烟瘾就是那时候熏出来的。一支烟三口两口就吸完了，我怕被下铺的同学发现，将烟头掐灭收好，还用手把缭绕的烟雾赶了赶，然后躺好装出睡熟的样子。谁知这一支烟非但没解渴，反而挑逗得我烟瘾大发，竟有点欲罢不能。厕所离宿舍大约有十多米，我仔细听听，并无半点动静，又急忙卷起一支喇叭筒吸起来。一连吸了三支，我以为他无论如何也该回来了，三支烟虽说不过瘾，但总算把瘾头暂时压了下去，决心不再吸，再次躺好，重新装出睡熟的样子。十多平米的宿舍已是烟雾缭绕，我只能自欺欺人。
躺了足足有七八分钟，别说大小便，就是孩子也该生下来了，可那位老兄仍没回来。心脏病？癫痫？脑溢血……这么一想，我再也躺不住了，从上铺爬下来，趿拉上鞋，打算去厕所看个究竟。
厕所的门没掩死，有一条缝，有轻烟徐徐飘出。哈哈，乖乖，琚晓耕也是在过烟瘾，看来瘾头比我还大。我忍住笑，潜行而回。
又过了一会，他终于回来了，若无其事地上床睡觉。我卷好一支烟丢给他，说，尝尝我的土产品吧，地道的关东烟。
他一愣，急忙将手摆个不停，说，不吸，不吸，我不会。
我笑了笑，说没什么，现在就咱俩，今天晚上好好过足瘾，要当好学生，从明天开始。
他不自然地笑了笑，从床头上的提包里抽出一条烟来，撕开封，拿出一盒，很大方地扔给我，说，凤凰牌的，在上海都不好买，是干个体的朋友送的。
我们都把烟点燃，他吸了一口，夸道;好烟，就是沖了点。与其相反，我吸着他的凤凰牌烟却有点稀汤寡水。吸完这支烟，我仍换了我的喇叭筒，他则还吸自己的凤凰。
说起吸烟的历史，我算是够悠久的了。又点上一支烟后琚晓耕悠悠地说。14岁还不到，我就吸上了。那时候我是个流浪儿，与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在一起，到处捡烟头吸。后来到码头上当了装卸工，有了钱，开始买烟吸，一晃20多年了……
我们吸着，聊着，回忆着那段历史，不知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们差不多同时从床上爬起来。天已经大亮了，一缕阳光透过法国梧桐从窗户里照进来，在窗台上撒下一片金黄色的漂亮光斑，顺着光斑我们向地上一看，都不禁大吃一惊：地上密密麻麻，全是昨天夜里我们丢的烟头。敲门声又响起来，大概是有新的同学来报到了，我们看着满地的烟头不知如何是好……
我也是那天到校的，当学校接新生的汽车把我们拉到学校天色已晚，等我把行李从车上搬下来，有人告诉我们今天太晚了，入学手续什么的没法办了，大家先找到各自的宿舍休息，一切等明天再说。我正茫然，听见有个女生喊：有干部专修科的吗？我急忙伸出一支手臂。那个女生走过来，帮我拿着行李并把我领到宿舍楼前。宿舍楼共五层，男女生混搭，一到三楼住男生，三楼以上是女生。那个女生就是黄家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