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雪萱
01
“你的左侧乳房，发现有个肿块。”麦医生用沙哑的嗓音说道。
麦医生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瘦小精悍，下巴很尖。左边嘴角到鼻子下方有一道很深的纹，说起话来的时候，这道纹就会延长，表情说不上是微笑还是严肃，总之给人的印象是很权威。
他坐在桌前，左手拿着一支圆珠笔，下意识地转来转去，这让我有些心烦意乱。他说“建议你去做活体组织检查，这样我们就能比较保险了”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就像这话是对别人说的，和我无关。
“什么意思？”我问。
“嗯，这个还很难说，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他继续转动着圆珠笔，脸转向窗外。我看着他脸上和手上细小的汗毛，在阳光下都被照得透明了，毛茸茸的像草丛一样摆动。
“准备什么？”我有些讨厌他的官腔。我讨厌他说“我们”──这明明是我自己的事，和他有什么相干？什么叫“我们”？
麦医生把脸扭回来，看着桌子上的照片，那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在冲他笑着。可是麦医生此时却没有笑脸，“意思就是，如果是良性的，一切都好说;但如果有病变，我们就要早点准备。”
“准备什么？”我突然笑起来，笑声很尴尬地在诊所上空盘旋了一會儿，没有人相应。一只飞蛾撞过来，又飞到墙角去。我觉得很没趣，狠狠地瞪了飞蛾一眼，也顺便瞪了麦医生一下，觉得他说的话好像都是受了格格巫（格格巫是法国动画片《蓝精灵》里的魔法师）的诅咒。
一个星期前被召回做B超，我就知道可能有些不妙。我已经两年没来做乳房X光造影了，那玩意儿对我来说像是受刑──把你固定在那台偌大的机器上不说，还要把一侧乳房压扁，屏住呼吸。拍一张之后，又要换个角度──这不是受刑是什么呢？所以我能找个借口逃脱就逃脱。
直到最近胳膊痛，顺便才让医生给开了个检查的单子，想着好歹去对付一下。没想到，去了一照就“中奖”了。
这份检查报告上写的是：“左胸乳腺组织密度过大，发现异样阴影，建议重做X光造影，并B超辅助。”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乳腺组织密度过大并不表示不正常。”
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话都让他们说了。我并没有仔细去研究！好吧，去做一个B超，就跟以前生孩子一样罢了。
所以今天当我又被折腾了一番，终于躺在床上做B超的时候，倒是觉得还是这个舒服啊──只不过往乳房上抹了层凉丝丝的油，然后一个小探头在上面蹭来蹭去，痒痒的……如果每次年检乳房能够这么舒服，谁还会故意逃啊？
现在听了医生这句诊断，我倒是没有怎么惊讶，第一反应居然是：哦，也许终于可以休息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不假思索，对麦医生笑了一下，“谢谢你！”
“那么祝你好运！”
麦医生出去了，脚步很重。我坐起来，看着护士，昏暗的光线让我觉得她有些朦胧：“麦医生刚才到底是什么意思？”
02
“癌”这个汉字，我很不喜欢，长得那么龌龊，不该是仓颉造出来的吧！发音我也不喜欢，听上去很惨烈无助。总之这个字给我的图像就是一个鬼张着嘴巴，做出惊讶的状态。
步入中年以后，时不时听到或真切地看到了亲人、朋友，都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开始我是心里堵得慌，然后是唏嘘，最后开始气不打一处来——一个人不管他是富有还是贫穷，一路走得都不容易。可是你就是再有钱，比如乔布斯，不还是败在了胰腺癌上？人逃不过疾病，逃不过那个叫“命运”的东西。
而如今是不是轮到我了？
想到这儿，我却坦然了──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了。只是我一定不会去做什么化疗之类的，要赴黄泉也要漂漂亮亮的，到了那边也要迷倒一群鬼！化疗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才可怕！我开始跟自己较劲。
“我今天又去检查了，医生说有肿块，要求去做活检。”吃过晚饭，女儿去自己的房间学习之后，我向丈夫杨察宣布。
杨察正在手机上看连续剧《午夜追凶》，听了我的话，愣了一下，过了一分钟，说：“那你还是尽快去做。”
“哦，反正有没有的，都已经在那里了。尽快不尽快都那么回事。”我一边擦桌子，一边懒散地说。
杨察没话了，我也没话了。过了一分钟，他咳嗽了一声，我开始洗碗，水声填补了尴尬。他继续半躺在沙发上看连续剧。
“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想要摆脱他时，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法国作家卡缪说过这么一句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的谈话这么惜字如金了？我想不起来。
我和杨察是大学同学，他那时候没少帮我在食堂排队抢饭——现在“九零后”的小孩子们都无法想象：那时候的大学生——芳华在他们刚出生的年代，吃饭是需要在食堂里抢的。否则的话，等你排队排到窗口下，可能就剩下点儿汤汤水水。
杨察身高一米八，是校篮球队队长，谁要想在他前面加塞儿，门都没有。
我们是大二开始好上的，从此我吃了两年多“御膳”──真跟皇后差不多待遇。我只要占个地，就等着现成的鱼香肉丝、土豆茄子端上桌。那时候引得多少人的羡慕嫉妒恨呢！当然，这是所有男朋友们都做的事情，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待遇。只要是大学生之间谈恋爱的，都是这个路数。
自然啦，杨察的好处不只如此：他会弹吉他给我唱歌;会在晚自习后，提着灌满的暖水瓶，送我到宿舍楼下;还会在我生日的时候，带我去看场电影……而我呢，则会在他比赛的时候，成为场上最耀眼的啦啦队员。还会替他抄写因为比赛落下的笔记，甚至替他写了很多他交不上的作业……
那个时候似乎特别容易满足，只要他比赛回来，到我宿舍底下叫一嗓子“小枫”;只要我们抢到第一盘鱼香肉丝;只要考试都能过……就十分满足。而且也不会觉得谁比谁多做了或少做了什么，而是觉得半斤八两得相得益彰。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毕了业，稀里糊涂地就工作了、就结婚了。然后是他稀里糊涂地出国，我就稀里糊涂地跟过来陪读、生孩子，在美国造窝，而一晃已经过去二十年。
不知道哪天开始，彼此能一起干的事情少了，能一起说的话题也少了，最后就只剩下孩子的活动和“今天吃什么”这两件事能谈到十句，其他的，似乎一个微信，或者一个“哦”或“嗯”，就都解决了。
我看着半躺在沙发上的杨察，昔日的肱二、肱三头肌早就不见，成天坐办公室，让他的肚子倒是很茁壮地往外挺立着，头发也稀疏了很多，哪里还有运动员的模样。
“我看肯定是良性的。那个医生，听说他自己得了淋巴癌。”杨察似乎看到我的眼神，感到我消极的态度，开始讨论我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
“我上周去做体检，他的护士议论，我听到的。”
我想起麦医生忧郁的样子和注视妻儿照片的表情，想起他说“我们”时的语气，突然开始同情他。
“哦，好吧！那他可是比我倒霉。”
我想起美国女作家麦卡勒斯的小说《没有指针的时钟》，那里面药剂师马龙被诊断为白血病，但是他一直认为是医生误诊。而且他开始惧怕妻子的同情式关怀。因为他已经不再爱她，而她还在尽妻子的責任。这让马龙感到紧张，他想逃避。
我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情结症状？
慢着，好像不是。
03
“祝你好运！”
这是我最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了。美国人就喜欢大惊小怪地关心。
乳房专家是个印度女人，头发有些花白凌乱，比照片上显得老十岁。脸庞不大，有些黑，显得疲惫。一双大眼睛还是很美丽，散发着昔日美人的光彩。她说的每句话、每个询问，都透着一种关心病人的态度，解释得非常详细。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给你做针头穿刺活检。”她把B超仪器的连线挂在脖子后面，指着屏幕，样子有些滑稽，但是很亲切。我愿意相信她说的话。
“你看，你的肿块长在靠近心脏的部分。我这个针刺的办法是上面有一个按钮，我一按，就会打出去一个探头。只是，我无法控制探头到底去了哪里。如果像西方人大胸的也无妨，会有很多脂肪挡着。但你胸不大，有可能打穿你的胸墙，碰到心脏……所以，我建议你去做粗针切片core biopsy。”
哦，好吧！我笑了。从青春期开始，我就盼望着自己能长出傲人的胸来，可是一直进展缓慢。大学的时候，看到广告有什么丰胸膏，我还偷偷去邮购了一瓶。记得那个小盒子寄到宿舍的时候，其他几个女孩子都好奇到底是啥，我没好意思说。
有次系里组织时装表演，我在穿上那件漂亮的香港做的裙子前，偷偷往两边文胸里塞进一块手帕，结果让小欧看见了。小欧个头不高，不到一米五，可是却有着高耸的胸脯，而且非常前卫——已经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了。
她正在穿一件露胸、露背的小巧洋装，一眼瞥见我的小动作，说：“这么惨？”
我脸“唰”地红到脖子，她却安慰我说：“没事！你男朋友不介意的话，有什么关系？反正也不影响生孩子。”
她这话也对，杨察倒是从来没说过什么。只是每次两个人站在一起接吻的时候，我总是使劲挺胸，怕他那只淘气的手摸过来，花费时间太长寻找目标……
看着小欧自信的样子，我又羡又妒，酸溜溜地说：“你站着说话不嫌胸疼。”
小欧咧咧嘴，很得意地照照镜子里的自己，仍然在安慰我这个困难户：“胸大也麻烦，听说以后生了孩子，容易得乳腺癌呢！你就没事，你瞧你啊！这么点儿地方，癌细胞都没地方钻……”
“砰——”我把手里一只高跟鞋扔过去，小欧抱着脑袋跑了。一边跑，还一边笑着说：“真的！不信咱就打个赌，二十年后看……”
“你去死——”我朝着她的背影大叫。
现在看来，得不得乳腺癌，和胸大、胸小没什么关系。二十年了，突然间我特别想小欧，这家伙现在国内干甚呢？她那么小个子，不知道生孩子会不会很费劲？
从印度医生那里出来，我去银行取钱。柜台后的一个黑人服务员脸盘子好大，脖子上的金项链子明晃晃的，手指甲夸张地涂抹着各种颜料组成的图案。最夸张的是她的胸，跟桌子似的在那里晃，晃得我头晕。
我看着她想：她平时走路累不累？胸前揣两大桌子？
我下意识地把胸靠近柜台蹭蹭，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我也没长得波涛汹涌的，净长这些没用的玩意儿！我觉得对不起自己。
04
“放射大学”不是大学，只是冠以“大学”的名字。里面的工作是给病人照各种片子，X光啦、CT啦、核磁共振MRI啦、超音波啦等等。当然，其中就包括给被怀疑有癌症的妇女做细胞组织切片检查。
八点进了门，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在等候了。前台不小，后面坐着四、五个工作人员，全是女性。其实无论去哪儿，前台的工作人员似乎都是女性，难道这个工作有性别歧视吗？
我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也从来没听说有男人为此上街游行或者鸣冤的。也许男人不屑这个工作，女人水做的一面在这里也许更适合，病人看到她们，或许可以得到些安慰。哼，水做的？也许以前我是水做的，现在生活已经把我毫不留情地炼成了冰块，不，冰碴子。我连自己都不同情。
候诊室里男女老少都有，很多人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看报纸、杂志。排队的时候我想，这些人中，有几个是真的已经知道自己是癌症患者了？
登记手续很快，就像办理旅馆入住。这之前她们已经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告诉我应该注意的事项。所以看了我的证件、签了字，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请您稍等几分钟，祝你好运！”
呵呵，又是这句，我就那么需要祝福吗？人家说，本命年是会有些坎儿的，春节的时候杨察回国，婆婆还特意给我带回来两条红内裤。我没穿，太紧——婆婆还照着我新婚的体型买的号，如今我生了娃儿之后，已经进入油腻的中年行列。
别说，虽然没有少女的体型了，但似乎还留着一丝少女的情怀——时不时地看看韩剧，和女儿一起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有点儿后悔没穿了，你看，这不就出妖蛾子了嘛！
“枫女士？”没过几分钟，一位护士就站在门口叫我。她中等个儿，有些发福，护士服裹在身上有点儿紧，前挺后撅的很性感，脸上带着微笑。我也微笑着迎过去。
“您好，枫女士。您把这个给我。”她接过我手里签字的表格。
“您以前做过这个吗？”
“没这幸运呢！”我说。
“呵呵，您真逗。那我告诉您，这个手术很简单，二十分钟就好！今天给您做的大夫是位很好的女医生，技术很棒。您不用担心。化验结果两天就出来，我们会通知您的医生。她会跟您解释。”
“我不担心，我在网络上搜索过视频了。”
“哦！”护士的眉毛扬了一下，“那您不会害怕了？”
“怕啥呢？中国有句老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早就交给老天爷了。”
我被带进一间换衣间。
护士指着房角整齐叠放的一件前面系带子的布褂子：“你把上半身脱光，换上它就好了。我在外面等你。”
我对着镜子脱衣服的时候，仔细端详着自己的乳房。不由得用手抚摸了一下左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地对它说：不好意思，委屈你啦！
等我走进手术室，三名护士已经在忙碌。除了刚才带我来的，还有一名站在超音波机器旁边，还有一个在准备器械。我被让到台子上躺好。
一会儿医生进来了，三十多岁的白人女子，蓬松鬈曲的褐色头发，很干练，也挺面善。
“听说你都看了视频。”医生问我，“其实很简单，我给你先打个麻药，你啥感觉都不会有的。”
“中！”我说（当然说的是英语俚语）。
一针还是两针麻药，我已经很舒服了。等到医生拿着比我胳膊细不到哪去的针管和比针管小半尺长的针头往里扎的时候，我完全无所畏惧，甚至有些好奇：乖乖！这老大家伙呢！
医生插得小心翼翼，一面看着超声波的屏幕。针头在里面停顿了一会儿，她缓缓向外抽动，针管里就收拾起一些东西。
最后我就聽见“砰”的一声，我纳闷：难道还发射什么啦？但我没有问。反正是人家该做的工作，不便妨碍。想起印度医生的解释，我也就似懂非懂了。
医生把针管抽出来，在刚才扎针眼的乳房上贴块胶布。护士拿块纱布和冰块给我敷上。
“好了。”她扶我起来。
医生笑着说：“好了，你的结果出来，我们就通知你的主治大夫。你可以洗澡，让胶布待几天再摘下。如果疼，可以吃点儿阿司匹林，但第一天不要吃Motrin。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回答得很干脆。
奇怪，我怎么有一种期待？
05
走出“放射大学”，我没有立即去坐地铁。此时我突然非常想和一个人谈谈，但又不想和杨察说。鬼使神差，我就给尹厝发了微信。
“干甚呢？”
“姐啊，我还在床上呢！刚醒。”
“今天有什么活动吗？”
“嗯，没什么，下午去MoMa，下周有画展。”
“哦，你要不要出来一趟，一起吃午饭？我现在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
“嗯，”我听到尹厝打了个呵欠，“算了吧，姐，昨晚喝了点酒，睡晚了，现在还没起来。嘻嘻，想再睡会儿。”
我停止了摁键。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相反，我们常对与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我们并不希望改掉弱点，只希望得到怜悯与鼓励。”这也是卡缪说的。
尹厝是个画家，住在曼哈顿五十街的一个公寓里，房子还是我给他找的。我认识他纯属偶然，那天我去时代广场拍一个广告，那地方一天到晚总是聚集着一些穿着卡通人物形象的人。他们会拉住行人照相，说不要钱，免费。而当你真的和他们照了，他们就会拽住你说：您可以给我点儿小费。问题是他们是三、四个人，这小费一给，二十多美元可能都打不住。很多外地游客都这样被蒙了。
做为纽约客，我从来都是很自豪的，特别是每年新年前夜，在这里聚集的来自世界各地几百万人等待大苹果，那场面多让人自豪啊！可是，平时的时代广场，我总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些免费照相！
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尹厝。他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给人画像。旁边摆着一摞素描人物，有很多还是公众人物和好莱坞明星。
他不说话，嘴角叼着半截儿香烟，脸上一副专注的表情。一缕头发从他左边额头耷拉下来，罩住半只眼睛。上午的阳光正从他脸颊流过去，半阴半明，很有肖像感，我不禁摁了个快门。
“请你不要给我照相。”他说，因为叼着烟，说得有些含糊，但我还是听明白了。
我心就“怦”地跳了一下，我以为他不会在意。
“对不起啊！那我把照片给你。”
“尹厝，我的微信号：Yincuo80。”
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就告诉一个陌生人微信号。我诧异地愣了一下，赶紧加上他。看到他的头像是一张英俊的面庞，好像胡歌。
“发过去了。你看看。”我说。
他果然停下手中的画笔，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然后吐了口烟圈，眼睛眯起来说：“角度不错！你是专业的吧？”
那是，我干了十几年，也不是吃素的。我有些得意地想。
于是我们聊起来，也许是艺术的话题，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掉在了同一频道上，也许是他的活力又激起了我久违的一种情绪。反正后来，他就开始喊我“姐”。虽然以前也有人喊我“姐”，但我却从来没有什么感觉，而尹厝的一声“姐”，让我几乎融化。
但是，尹厝是个聪明的孩子。他早看出来我的痴，却总装傻，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我有时候胡话说得太过，他就不接我的話茬儿。等我冷静了，过几天他还会嬉皮笑脸地叫我“姐”，似乎有短暂的失忆，对前几天的话题一句不提。
经过这么几次，我也就不忍心了，不是有那么句话么：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好吧！我收起那颗蠢蠢欲动的心，认认真真地给他当好姐姐。
尹厝不想出来和我说话，我不能死皮赖脸，于是就自己去了中央公园。
这座所谓的公园，于曼哈顿闹市街头硬给拓出一片安闲，也真够难为的。现在正是初春，公园里草绿花艳，遛狗的、滑滑板的、带孩子出来晒太阳的不少。
我坐在一把靠树的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想着人生。
这里的人我都不认识，但每天也许都会擦肩而过。他们不知道有个人可能得了癌症，过不了几天，也许就会永远从地球上消失。可是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谁会在乎这里少了一个人呢？
就连我现在坐的地方，也会在下一分钟被另外一个人占领。他或她怎么知道，他们的屁股会和一个要死的人接触了一下？
我不禁想到灵魂的问题了。如果真的有这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回头看看自己这四十几年浑浑噩噩的一生，有多少时间是浪费的？哦不，其实人这一辈子，都是在浪费时间：浪费在学校里，浪费在和他人争斗中，浪费在所谓爱情中，浪费在睡眠里……
这样看来，也许只有一件事不是浪费，那就是吃。因为这直接影响着生态平衡，大自然的生命节奏。
想到吃，我才听到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叫。我狠狠抽掉最后一口烟，站起来拍拍屁股，向前面一个意大利饭馆走去。走了几步还回了下头，看看刚才自己坐的地方。
我把右手抬起来，用两只手指潇洒地从前额划过，敬了个礼，祝福下一个坐在这椅子上的人，祝你好运！
06
不长不短，就是两天后，印度医生给我打了电话来。
“结果出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舒了口气：“准备好了。”
“首先恭喜你，是良性的。是‘怕怕喇嘛，这是一种乳头状瘤。”
“啥？哦！”奇怪，我听到她说是良性的，第一反应是──搞错了吗？我有些失望。
医生接着说：“虽然是良性的，但我还是建议你切除。因为第一有可能继续长大，第二还有10%的癌变可能……”
“好的，没问题，切了干脆。哦，你能不能把那个什么‘怕怕喇嘛再给我拼一遍？”
“当然，P、A、P……”
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在纸片上。放下电话，我就上网去搜“古狗”。
07
“是良性的。”晚饭的时候，我告诉杨察。
“哦，好啊！我说嘛，麦大夫小题大做。”杨察似乎很有事后诸葛亮的感觉。
“但是医生建议我去做手术切除。”我接着说。
“可是你不是马上要回国？”
“她说不会影响，两个星期之后就啥事没有了。”
“哦，好。”
我已经厌倦了谈话，于是闭了口。继续翻看着《没有指针的时钟》，看着马龙神经兮兮地瞒着老婆，偷偷摸摸自己买了高级卧铺，坐火车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想证实那些乡下医生对他误诊，结果却是得到确诊无疑的白血病报告。他又气又恼，灰溜溜地坐普通车厢回到家。
看到这儿，我禁不住冷笑：自找！
08
“你有写过遗嘱吗？”
“没有，现在写个行吗？”
我坐在门诊手术外间接待室的小格子窗外，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位上了年纪的胖女人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说一句话，嘴角的肉就哆嗦一下，我都替她累。
我一手扶着左边胸口，刚才那一幕“手术前准备步骤”，还如噩梦一样在脑子里盘旋……
09
“妇女乳腺癌治疗中心”并不大，就是一层平房，里面安静得出奇。我坐在一间小房间等医生，面前有一张床和一台计算机显示器、一张桌子、一只有轱辘的高脚凳，还有一架机器——和做造影的仪器差不多。
我想着这又是哪一出！做个门诊手术，不到手术区，先来到这里做甚？
不一会儿，进来三个女人，其中两名护士、一名医师，都是三十几岁的漂亮女人。医生最年轻，金发碧眼，笑起来很迷人。她微笑地跟我打招呼，安慰我一切没问题，这是为了定位，也就是先给要做手术的部位做个记号。这样主治医生做的时候，伤口不会切得太大，也容易找到病灶并切除。
我装作很懂的样子，一个劲儿点头，表示自己一点没有害怕的意思。还在替这个姑娘着想：这么漂亮，怎么没去做演员呢？可惜了。
我一边看着两名护士麻利地准备器具，一边胡思乱想。她们给我要做手术的乳房上，用笔画上一个圈。让我坐到有轱辘的椅子上，推着我到那个类似造影的仪器前调整位置——难道又要被夹一次受罪？
然而没有，只是轻轻夹住。一切似乎都很顺利进行……
直到其中一名护士握住我的手时，我知道要坏菜。
果然，医生先看着屏幕，然后接过另一名护士递给她的一根铁丝──我只能叫它铁丝，不知道学名，的确是一根金属细丝。
她蹲在我脚前，斜对着我的一侧乳房，居然就那么一点、一点地向肉里捅进去。那根铁丝不短，足足有二十公分长，难道她都要插进去吗？我看见血滴滴答答地流到地上。
“啊——”我不由得捏紧护士的手，她也捏住我的。
医生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就一会儿，马上好了。”
她停了下来，三分之一的铁丝已经穿在肉里。她站起身看看屏幕，一名护士和她一起看，指指点点地说着：
好像有点儿歪。
怎么回事？是对着那个点扎下去的啊！
嗯，可能需要重新插一次。
看來是这样。
医生没工夫看我，重新又蹲下去：“对不起，我们需要再来一次。实在抱歉啦！”
我说不出话来，感受着铁丝被抽出来，又缓缓往里扎的过程，眼泪已经冒出来了。奶奶的，为什么不打点儿麻药？我想问，可是没说话，只龇牙咧嘴地哼哼。想起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扎心了老铁。我这可是活生生地扎啊！
不过想想，美国人多少铁人啊：百分之八十的青少年身上都有刺青，那刺青不定在啥部位，啥部位的都有：肚脐上、屁股上，甚至舌头上。还有那些耳朵上、鼻子上，甚至嘴巴上穿着七、八个环的——所以人家可能根本不把插根铁丝当回事吧！
我使劲回忆着自己当初打耳朵眼时候的感受。那天异想天开，拽着杨察在中关村压马路的时候，到了一家商店门口，杨察说那个绿的耳环不错。我说我又没耳朵眼。
他说：你打一个嘛！很简单。
店员小姐也走过来说：是啊，很简单，就用这把枪，啪！一下，就把耳钉钉上了。一周以后拿下来，就可以爱戴什么戴什么啦！
于是我就这么被“啪”了一下。就一下，像被蜜蜂螫了，然后就麻木了。一个星期后拿下来，耳朵眼就永远形成。
可是这个不同啊！它不是“啪”地一下，而是不停地戳戳戳……
10
“你没写过遗嘱？”胖女人面无表情地确认。
“没有。”
忽然想起一句歌词：“如果明天我死去，你就记住我的美丽……我只想告诉你，认识你是我这辈子的幸运。”这句当遗嘱不错，很适合我的口味。
我接着想刚才被运过来的情景——
终于扎好了，医生把剩下的一半铁丝弯起来，用胶布一起贴在我胸口上，说：“好了，一会儿有车会送你去手术室。祝你好运！”
我连谢都懒得说了。
从“妇女乳腺癌治疗中心”到手术的地方虽然不远，也就隔着一条街，但我现在这形象，显然是不能自己走过去的，而人道的美国医院也绝不会允许。他们派来一辆车——
不是救护车啊！我看了一眼，差点儿背过气去。就是一辆破烂的小面包，真的很破，漆都掉了不说，到处磕得乱七八糟，里面是卷了破皮儿的皮椅子。司机是个五大三粗的大叔，留着一撮小胡子，六十来岁，好像工人模样。
我就这么把小命儿交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好在就一条街，几分钟就到了。
“毕竟是我一个人的专车。”坐在歪斜的椅子上，我这样安慰自己。
11
“没有遗嘱咋样？”
“哦，没有也没什么，你就在这里签个字，再填一个受益人。”
我看着表格：“……如果有任何意外，我将同意把我的器官捐赠。或者我将会把……留给……”
“我已经填过这个了，”我掏出自己的驾驶执照给胖女人看：“哪，看到没？器官捐赠者。”
胖女人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啊，那就行，那就行啦！你亲属来了么？他的电话？一会儿你手术完，我会给他们打电话。”
遗嘱？我把刚才那句浪漫的遗嘱微信发给了尹厝。
尹厝很快答复：姐，一定没事的，老天会保佑你！咱的本命年，都会遇到点坎儿，过了就好啦！我给你祷告了。后面是一个笑脸和一个抱抱的图案。
唉——这孩子，心真大。
我又想起马龙。昨晚上我把书看完了，心里倒是涌起一些感动。马龙后来从容面对绝症，甚至悟出：“陷入爱情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一件事，但在爱中忍耐才至关重要。”
我反复想着这句话，“爱中忍耐”这个说法着实刺痛了我。
对的，是刺痛。我想着和杨察曾经的爱和忍耐，我甚至想到和尹厝之间，算不算也有爱和忍耐;我对我自己，够不够爱和忍耐？
我很想问问谁。问谁呢？问问马龙？麦卡勒斯？还是扪心自问？
12
我被用轮椅推进一个小房间，护士接二连三出现，替我的胳膊插上各种管子、吊瓶，然后测体温、量血压……他们都面带微笑、一路寒暄。最后由一个男护士把我推进手术室，我感到自己像得到了老干部待遇。
一进门，护士们夹道欢迎，就差鸣礼炮了。
“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知道你来干什么吗？”其中一名护士微笑着问，声音甜极了。
“啊？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点尴尬。
“哦，例行公事——万一我们推错了人，你懂的。所以必须在给你上麻药之前，问清楚啊！”
“啊哈，”我笑起来，“这个好，我喜欢。”
我有了家的感觉，在上到手术台上后，一名护士给我盖上条毯子。那毯子是带着温度的。麻醉师已经在我身后开始工作。
“你们的毯子真好，暖和和的，我喜欢。”这是我清醒时最后一句话。
我踏踏实实地睡过去了，睡得很香、很甜。
13
当我再醒过来时，已经在观察室里，一个半圆形的帘子与外面隔绝。帘子露出一道缝，能看到一位护士坐在那里。
我哼唧了一声，那个护士看了我一眼，走过来把帘子拽开更多一些：“嘿，你醒了，我正准备叫你呢！”
“几点了？”
“四点。你已经睡了差不多两小时。”
“哦。”
“我去叫医生。”
“好。”
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左边胸口，硬鼓鼓的，缠着很多纱布，没有什么疼的感觉。脑子有些迷糊，刚才都干什么了？使劲儿想，也想不起来。可惜啊！我想，这么稀里糊涂地被人宰了一刀，若是医生割错了，我都不知道！
印度医生来了，一脸笑容。她检查了一下，说：“手术非常成功，你没有问题啦！注意伤口，明天可以洗澡。一周后，来我门诊处检查一下。”
她转过身去和护士说一些事情，我还是睡眼惺忪的，一脸茫然。
护士给杨察打电话。十几分钟后，他来了。
“你感觉怎么样？”他问。
“挺好。”我不知道在期待什么。
“那咱们走吧？”
“好。”
我慢慢从床上坐起来，杨察把衣服递过来。我们俩就这么默默地向医院外走，他扶着我，我走得挺慢。
到了门口，临上车的时候，他嘟哝了一句：“麦医生死了。”
“什么？”其实我已经听明白了，只是想用问句缓冲一下。
“麥医生死了，淋巴癌，不到两个月……真快！”
“生命就像没有指针的钟，死亡没有对手。”我冷冷地说。
“你什么时候成哲学家了？”杨察惊讶地问。
“不是我，是麦卡勒斯说的，也姓麦。”我突然非常想恶作剧。
“谁？”杨察显然掉进雾里。
“就是美国一个南方女作家，同性恋、病魔缠身、自杀未遂，最后还是四十几岁就死了。”
“你……看点儿别的书，这种书对你没有好处。”
“这是我现在正给出版社翻译的书，所以看得仔细了点儿。这书不错，探究生命和自我价值……我倒觉得挺符合我现在的处境。”
“你想太多了。”
“喔，也许吧！”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沉默着。下雨了，雨刷器发出“呜呜”沉闷地响声。挡风玻璃上的雨花一次次落下了，一次次被无情地扫去，只在玻璃边缘留下一条道道。我回味着刚才关于死亡的谈话，居然发现这是这几年来，我们俩谈论最长的一次。
14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卫生间，小心翼翼地揭开纱布。我望着那个刀口，在左侧乳房下方，深深的一个大口子歪在那里，红肿着。
我骂出一个“F”开头的字：横着昨儿我龇牙咧嘴地忍着痛，让她们插根铁丝定位，一点儿作用没有，还开了这么大一口！以后长好了，也是一个大疤。
这医生看着瘦小，手下的刀可是够豪迈。可是木已成舟，我现在又能怎么样？只能照单全收。嗨！又能咋样？
我对着镜子苦笑，自己早已不是待嫁的出水芙蓉，谁还会在乎呢？估计连杨察都未必在乎这点瑕疵了。也许只有我自己在乎。反正以后戴文胸，也不会再塞手绢……我似乎在镜子里，看到小欧在朝我笑呢！
我正胡思乱想，忽然又发现肚皮上还有一块胶布垫子，长方形的。怎么回事？这也不是开刀的位置！
我打电话去问医生，医生听了我的描述后说：估计那是手术时做心电图用的，忘了给摘掉了。没事，你自己撕掉吧！
呵呵，我想起昨天手术室里护士们的笑脸，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这算不算豆腐渣工程！
到了下午，胸口那块纱布被血完全浸湿，隐隐作痛。啥意思？难道还要二进宫？要不要给医生打电话？
我想了想，忽然有些生气了：爱咋地咋地，我才不想知道！……怎么会是良性的呢！马龙，你说说看！
麦卡勒斯那句话又飘过脑海：“陷入爱情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一件事，但在爱中忍耐才至关重要。”
在爱里忍耐、忍耐……
第三天下午，我和杨察去参加麦医生的葬礼，在一座小教堂里，来了三十多人，多数是他的病人，还有一些亲戚、朋友。我看到他的太太和儿子，太太长得很精致小巧，脸上的肉虽然有些松弛，但非常白嫩。儿子已经是大小伙子了，脸上似乎不是非常哀伤，甚至还不如那个牧师哀伤。也许他们是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悲痛，我愿意这么想。当我上去和麦太太握手的时候，她的手冰凉。
“麦医生是个好医生，他让我及时确诊。”我说，“多保重身体！”
麦太太低着眼皮点点头：“谢谢你。”这话说得非常公式化，我听不出她是不是悲伤。
其实又何必过分悲伤？这难道不是每个人的必去之地？只是或早或晚罢了。
死亡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归根结蒂，太阳还是温暖着我们的身骨。
——卡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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