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了，吃饭！”菜早就上齐了，丁股长端起牛奶站起来与我碰杯。
我坐着没动，只说了一句：“换酒！”
这个晚上，我居然和丁股长喝掉整整两斤酒，吃了整整三个小时的饭，我把单位的困境，自己的处境，一五一十地全部讲给他听了。他不断地安慰我：“你呢，也不用太灰心，反正还年轻，35岁，有的是机会，不像我，到头了。你能升副处，当然是好事，万一升不上去，也没关系，反正副局长是当到了的——你不说自己是正科级，别人怎么知道？我以前就不晓得！”在他的眼里，好像“局长”这个称呼和符号，就代表着一种权威和成功。我只能不断摇头。
第二天酒醒后，我感到自己不可思议，又后悔又害怕。江小年啊江小年，你怎么就这么冲动这么不谨慎呢？你跟丁股长是什么关系？连朋友都算不上，顶多是比熟人多一点而已。面对这么一个来历不明毫不相关的股长，你居然能跟他数个小时促膝谈心，无话不说，你真是太不成熟太没城府了，你这个样子，还想升副处？正科能当到底就不错了！
丁股长的那篇理论文章，最终在同学的安排下，很快就见报了，当然署名不是丁一凡，也不是江小年，而是我们局长。见报当天，分管副市长就给局长打了电话，隆重地表扬了一番。局长很高兴，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也表扬了一番。当然，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幕后故事。在心里，我暗暗感激着丁股长。
但我始终对丁股长有怀疑，我不相信他是真的爱好理论，不相信他会对偏门的桥梁管理充满兴趣。我与他非亲非故，他凭什么要给我贡献一篇如此高水平的文章？他的底牌还要藏多久？
慢慢的我的担心和怀疑就渐渐淡了下去。因为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在工作上我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丁股长也没来找我办任何事，提任何要求。他只是隔一段时间给我打一个电话，或是偶尔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谈的话题，也不外乎是重大时事新闻，最新政策法规。对这些东西，他总是有着自己奇特的分析和见解，有时节，我还与他聊得十分投机，感到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不错。每次他见到我，总是一如继往的热情，俨然我们就是相交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似的。有一次我在街上步行，丁股长和几个人从一酒店出来，看到我他老远就奔过来打招呼，然后表情夸张地向身边的人介绍：“这是我的耿兄弟呢，大桥管理局的江局长，年轻有为啊！”与我勾肩搭背闲扯一番后，他突然一声惊叫：
“哎呀！你今天怎么没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