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摇头，嘴里嚼着肉呜噜着说不清他到那里去了。
喝得脸膛红通通的霍杀猪匠吃饱了，喝足了，提着家什袋要走了。母亲掏给他三元钱，把大肠头让他拿上，又拎给他十斤好肉拿上。霍杀猪匠瞅母亲的脸就有些窘迫，嘴里说：“他嫂子，等明年杀猪我还来给您家杀。”
母亲给二姨父备下了二十斤好肉，以前二姨父杀年猪都是送给我家二十斤亲戚肉的，可我家从来没给上过他家二十斤肉。他眼神里头一回有了几分嫉妒的神色：“大姐，这回你家可以过个肥年了。”母亲的眼里也头一回流露出满足的神色，她还把一叶熟猪肝叫他拿上：“俺妹妹爱吃猪肝。”
那两个帮忙的邻居走时，母亲也给他们各自拎上了一条血脖肉。一般帮忙的人只给拿几截血肠，母亲说：“过年给家里人包饺子吧。”那两个邻居感谢着收下了，并恭维地说了几句讨吉利的话。我过后想明白了，母亲这样做，是想让这两户人家在过年包饺子时，还会叨咕两遍：“王会计家今年杀了一头三百多斤重的大肥肉，人家可是过个肥年啦。”
下午的日头还没有在寒气中落下时，我和三弟、四弟开始往各家各户去送杀猪菜了。每到一户人家，收下杀猪菜后，总要拉住我们，同我家杀的猪有多重？膘有多厚？我再也不用像往年我家送杀猪菜那样，逃也似地离开人家了。在我们走出来时，还能听到身后的啧啧赞叹：“瞧瞧人家……”冻掉下巴的天气，我们却觉不出一丝寒冷了。
我最想听到的是瞎婆婆的惊讶声，我甚至想到了她那漏风的嘴巴合不拢的样子。
我是最后一户给瞎婆婆送去杀猪菜的，我还有意让母亲挑了两片最肥的白肉片盖在上面。西北风顶着我往北头街上靠山边的瞎婆婆家走去，干瘦的夕阳有点要挺不住似的哆哆嗦嗦坠下西山坡去，瞎婆婆家矮房顶驮了一冬天的厚雪，让那间泥草房更矮了，我真担心下一场雪会把它压趴下。
院子里破柴门敞开着，跟我蹿进院的一缕白毛风撕咬着我的裤角，我还是把怀里的杀猪菜往袄里紧裹了裹。屋门紧闭着，我腾出手来敲了敲门，里面并没有动静。我拽开门走了进去，瞎婆婆并没有在外屋里，锅台上也没有看见那只刷好的蓝边粗瓷碗。
我走进里屋去，看见一个瘦小的像猫一样的身影蜷曲在土炕上，我叫了两声没有应声。我走过去摸了一下，她的身子已经硬了。
瞎婆婆死了。瞎婆婆没有吃到我家这口三百一十一斤大肥猪的杀猪菜，就在腊月初七这天走了。
我是多么想从她嘴里听到她说出的我家这头猪的斤数。我端着这碗杀猪菜浑身冰凉站在炕沿前，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
刀子一样的北风呼呼吹在北窗那发黄的窗户纸上，那尖利的叫声，多么像早上我家那头大白猪嘴里发出的哀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