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类似的事继续在发酵，“妖术”谣言在江南地区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很快，山东省内也频频出现“剪辫”事件。终于，山东巡抚富尼汉的一道奏折，将“叫魂”两个字带进了乾隆皇帝的视线里。
四、乾隆皇帝的震怒
山东巡抚富尼汉写给乾隆的奏折中，重点提到了两名案犯。
第一名案犯是一个叫蔡廷章的乞丐， 他在4月初的时候遇到了浙江来的和尚通元， 通元告诉他，浙江仁和县有个大术师叫吴元， 精通神奇法术，他先用迷药弹人之面，等对方昏迷之际，再趁机剪去那人的发辫。然后，对着被剪下的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得那人的魂魄。再将剪下后带有灵魂精气的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便可以用它们来获取别人的财物。通元还告诉蔡廷章，吴元已经召集了十六名同党，参加剪人发辫。蔡廷章被说动了心，从通元那里要得了一些迷药，随后在山东境内作案时，被当地人逮住了。
另一名案犯是个叫靳贯子的山东乞丐，不久前他在一个道观里遇到了过去便相识的来自江南的算命先生张四儒。张告诉靳贯子，在安徽宿州石庄镇的青龙寺里，有一位名叫玉石的僧人，懂割人发辫的法术。张四儒邀靳贯子入伙，并给了他一把剪刀和一包迷药。两人分手后， 靳贯子便在自己家乡章丘县附近剪了一个幼童的发辫。没多久， 他就被县里的差役抓获了。
类似的剪辫案件在山东还有多起， 巡抚富尼汉从多份口供中得出一个结论： 妖术的根源很可能出自同个地方。这帮人也许并不仅仅是为了谋取财务，而有更大的阴谋———谋反。
乾隆对富尼汉的看法表示认同，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人们，尤其是汉人对大清朝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他立刻下旨发动了多地的妖术清剿，还亲自挑选了六十三名值得信任的肱骨大臣，组成特别调查小组，专门调查与各地叫魂案件相关的犯人与官员。并对部分地方官员敷衍塞责、知情不报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浙江巡抚永德便是受到皇帝点名批评的官员之一。他听说浙江是剪辫案的发源地后大惊失色，赶紧把今春以来审理过的所有叫魂案的罪犯———包括石匠吴东明、农夫沈士良、萧山的四名和尚以及蔡衙役等人重新抓了起来，押往承德，由特别调查组再次审问。
江苏巡抚彰宝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根据山东获得的口供， 好几个重要的妖术人犯都躲在江苏。可是， 当他根据靳贯子的口供去抓捕犯人时却发现，根本就没有算命先生张四儒这个人，就连他所在的“邳州附近的某个村子”，也是子虚乌有。
处处碰壁的彰宝只得给山东巡抚富尼汉去信，请他重审案犯。山东的案犯因此又受了一遭皮肉之苦，结果问出了大术师吴元与和尚通元根本不是江南人，而是北京西郊宛平县人。对此，乾隆下令，将京畿地区所有可疑的僧人都彻查一遍，一时间京城里人心惶惶。可越是这样，割辫叫魂的事件却愈演愈烈， 身在承德的乾隆不断接到北京来的紧急报告，说妖术已经潜入北京，并且手法从割辫上升到了剪衣服。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大搜捕，虽然抓了很多案犯，可大多是老百姓恐慌造成的乌龙事件，“犯人”的供词往往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乾隆皇帝对着那些关于妖术的自相矛盾的消息，一筹莫展。
比乾隆更焦躁的当然是江南地区的官员们。抓捕算命先生张四儒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整个炎热的8月，江南官府都在四处追缉此人。但是，江南有三个省七千万人，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在8月的最后一周，案情忽然有了突破。宿州知府报告说，他们抓获了一个名叫张四的乞丐，他身上携有小刀、药粉和一段辫尖。虽然张四和张四儒一字之差，但对焦头烂额的江南官员来说，无疑是一线希望。
张四和11岁的儿子是流浪乞丐。父子俩在7月26日来到徐州东门，在那里碰到了一个来自湖广地区的汉人赵三。在赵的蛊惑下，张四听信了迷药割辫可获取钱财的法术， 从赵那里要得一包迷药，几天后，在宿州赵家楼附近，用迷药晕迷了一个农民，割了他的辫子。但不久就被衙役抓住了。由于张四和张四儒一字之差，虽然他本人拒不承认，可还是被认定是山东案犯所供称的算命先生张四儒。
五、一场荒唐的闹剧
10月11日，张四被押送到北京。特别调查组的首领刘统勋亲自审问了他们。张四在安徽宿州过堂时受了夹棍，此时两腿已发炎化脓，经过长途押送，已是奄奄一息。他的口供还是和之前的一样，并不承认自己就是张四儒。
当初在山东落网的乞丐靳贯子随后被带上大堂，当初供出张四儒的他，此刻却认不出张四为何人。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张四儒是他临时捏造出来的名字，其实并没有这个人。
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让调查组的官员们束手无策，他们只得等待各省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可是，阎王爷却不肯等待，14天后，张四死在了狱中。在张四死后，官员们终于认定，张四并非他们所要追缉的剪辫案犯。
从山东巡抚的奏折被乾隆皇帝所重视起，地方官员就确信妖党来自江南。而山东剪辫案中的要犯靳贯子等人的翻供，让案情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