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1924年11月，应段祺瑞政府之邀，北上“会商时局”的，到达天津时病倒。当时以为是感冒，并未想到是不治之症，只是暂停公开活动，卧床休养。当时段氏政府来电催促，希望孙中山尽快到北京，虽然病情越来越重，但孙中山以大局为重，还是强忍病痛，于是月底动身，入住北京饭店。旋即，请协和医院医生狄博尔、克礼二人与施密特会同诊治，诊断孙中山得了“最烈肝病”。这“最烈肝病”到底是什么病？为了进一步诊查，医生打算通过外科手术来探查病情，但孙中山很固执，不同意开刀，只答应使用保守的内科治疗。
到1925年1月21日前后，病情发生变化，严重了：体温不正常，忽高忽低，脉博失常。在非进行外科手术不可的情况下，才由中、美、德三国医生共同会诊，决定开刀。但考虑孙中山当时已60岁了，年纪大了，恐支持不了，能不开刀就不开刀，手术方案遂暂缓，仍进行保守治疗。但接下来情况糟糕：不能进食，一吃就吐。尽管如此，是否进行外科手术，夫人宋庆龄及国民党一班要人一时仍不能拍板，最后由孙中山自己决定，同意手术。1月26日下午3点住进协和医院，很快进行手术。为孙中山做手术的，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专家。主刀医生是外科主任邵乐尔，助手是协和医院代理院长、与孙中山私人关系亲密的刘瑞恒。打开后腹部后发现情况还不是一般的糟糕，孙中山的肝部坚硬如木（肝硬化），长了一个肿瘤。当即割下肿瘤的外皮，进行化验，证实是恶性肿瘤，即大家常说的肝癌。
从1月26日这天确诊，到3月12日逝世，仅仅46天时间，可见孙中山的病情是很严重的。手术后不久，便进行了放疗，两天不见效果，病情急剧恶化。此时，大家仍对孙中山病情好转并未绝望。但医生知道，孙中山这病是好不了的。2月17日，刘瑞恒给孔祥熙写信，请他转告孙中山的家属和国民党内诸人士，明确表示孙中山患的是不治之症，时日不多，意思是希望准备后事，早作打算。原信是用英文写的，中文意思是这样的——“孙先生入本院即发觉所患为肝癌最末时期，为不治之症。经于剖割及将癌之外皮用显微镜考察证明，诊断为确。病状自不好而至极不好，余等以孙先生之生存为无希望矣。”
在这种情况下，2月18日，孙中山由协和医院转到铁狮子胡同的顾宅。在铁狮子胡同期间，对孙中山的病使用了多种特殊的治疗手段，大家都希望能出现奇迹，希望他能多活一些时日。平生不服中药的孙中山，这时也服用了中药。中医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配伍的药方。服用后，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吃饭也正常，和未生病时一样。西医检查了一下，发现血液循环也稳了，令人惊喜。
但不久开始腹泻，精神变差。这时，又对孙中山施以“精神治疗法”，请毕业于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辛慈前来治疗，给孙中山做心理和肉体上的“按摩”，同时停止服用已无效的中药。中医、精神疗法均告失败后，一个叫王纶的山东医生主动要给孙中山治疗，称有“驱癌液”。“驱癌液”是当时日本人发明的一种抗癌新药，药名“卡尔门”，当年一度被看成是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此药刚注射时似乎有效，但消肿如故，只好请王伦走人。后不久，王纶再从山东写信来，称即便“驱癌液”不是特效药，也是有效药啊，为什么不继续试试？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见到稻草也以为能救命，遂又请回王纶。出于慎重，专家将王纶带来的“驱癌液”进行了化验，证明确系日本医学界的新发明，又经药物专家与医学专家一起论证，证实其有效后，才继续使用。“驱癌液”是由沃度与海莴苣制成的，其实并非灵丹妙药。如果真的能“驱癌”，那现在癌症也就好治，不会至今仍是绝症。这回，前五次注射有效，脉搏、呼吸开始平稳，但腹水仍不消。“驱癌淮”勉强注射到第七次，王纶本人也失望了，认为“药力不敌病势，虽对症也无效”无奈停止了注射。
近来，我查阅了一批老档案，发现孙中山从肝癌确诊到病逝仅有46天，相当凶险。与一般人一样，他也是病急乱投医，使用了不少特殊的治疗手段，西医、中医、精神治疗法都用上了，甚至还使用上了一种灵丹灵药——“驱癌液”。
3月11日凌晨一点，孙中山忽然神智清醒，也许这就是民间所谓的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吧，他叫来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等到病床前，说了下面的一段话——“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自知人生快到尽头了，孙中山令人将2月24日预备的遗嘱拿出来，由宋庆龄扶腕，用钢笔在上面签了字。继而反复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这也是孙中山留给民国党和他的同志们的最后一句话。当天下午，亲朋故旧、同志战友依次来到孙中山的病床边，见了最后一面。关于孙中山的最后时光，当年“总理葬事筹备处”关于孙中山病逝记述中是这样写的——“至晚，手足遽冷，呼吸更慢至一六，脉搏骤至百六十，医士以强心剂注射，始沈睡。十二日一时二十五分，痰忽上涌，不能言，脉搏至百八十，家人及同志成环集。至晨九时三十分，我总理竟弃同志而一一瞑不视矣。悲夫!”
几年后，孙中山遗体安葬于南京东郊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而此葬地是孙中山临终前亲自要求的，当时宋庆龄、孙科及汪精卫、何香凝等在孙中山病榻一角，商议后事。当汪精卫表示孙中山死后葬于北京景山时，已昏睡过去的孙中山忽然醒来，说“不对，不对，我要葬在紫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