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副局长对于吴富生、李春君二位的到来喜出望外，说您二位来得正好，遂把艺专董校长反映的井端阳“失踪”之事说了说，问应该怎样回答人家。吴富生和李春君商量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告诉他们，省厅对这起绑票案很重视，在调查时需要被绑孩子的父亲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因此井老师暂时要在公安局这边留一下。同时，让他们转告井老师的家属，如果绑匪有新的赎票消息，必须立刻向公安局报告。
两拨来访者离开后，蔡副局长说宝队长你赶紧休息吧，估计明天一上班，局领导班子碰头一商议，就得成立绑票案专案组了，你自然是要出大力的，再不睡觉明天就没精神了。
可是，第二天却用不着成立专案组了。上午八点多，分局几位领导正凑在一起研究组建专案组之事时，传来了好消息：被绑票的圆圆小朋友竟然找到了！
“国康艺专”附近有一家菜场，这天上午七时许，前往买菜的群众发现一个穿红衣服长得虎头虎脑的男孩儿站在菜场门口，一双小手捧着半个油饼正啃着。啃完后，孩子忽然叫着“妈妈”哭了起来。于是，他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在菜场里义务治安值勤的两个大妈以为孩子是跟着大人前来买菜走失的，就把孩子领到一旁哄着等候大人来找。等了半个小时并无大人来，于是其中一个大妈就拿着洋铁皮土话筒在菜场里一边走一边喊： “谁家的孩子走失了，请到大门口去领。”一圈转下来，竟然无人前来认领。另一个守着孩子的大妈给孩子买了棒棒糖，问他家住哪里、父母是谁，可是，这些问题一个四岁孩子是无法说清楚的。这样，这个孩子——井端阳之子圆圆小朋友就被送往北关派出所。
派出所民警一见圆圆，皆是喜出望外，这不是昨天那个艺专老师一家来报失的小孩儿吗？这不回来啦！正在这时候，宝大贵从三分局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听说圆圆已经找到了，长嘘一口气，说你们先别跟家属说，我过来问一下。
可是，当宝大贵匆匆赶到派出所时，圆圆已经睡着了。宝大贵不忍心唤醒孩子，又设身处地为其妈妈、祖母考虑，就让民警往“国康艺专”打电话告知孩子已经找到，请家属来派出所领回去。
当天下午，宝大贵和刑警小田前往艺专家属宿舍井端阳家。井家大人脸上愁云密布，料想省厅政保处已经把井端阳被捕的消息通知家属了。四岁的圆圆当然未受影响，正兴致勃勃地玩积木。小田和圆圆一起玩，同时向孩子了解其被绑票的情形，可是孩子基本上已经把昨天那件事忘记了，只说是一个叔叔递给他一根棒棒糖，然后附耳轻声说领他去马路对面看猫猫，就一把抱起他离开了。往下呢？孩子说他就睡着了——估计是案犯给圆圆下了迷药。其他情况如醒后怎样、置身环境、饮食睡眠、交通工具一直到最后怎么给弄到菜场门口的，圆圆一概说不上来。
宝大贵则跟孩子的母亲和祖母谈话，向她们了解圆圆回家后的情况，包括有何异样以及跟大人说了些什么等等。那二位对井端阳的被捕忧心忡忡，对侦查员的询问明显心不在焉，也未能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返回分局后，宝大贵向领导汇报了走访井家的情况，请示是否需要对这起幼童绑票案继续进行调查。分局领导说孩子已经回家了，这个案子反正还没立案，就这样了吧。正好这时有群众来报告遭遇抢劫，于是，宝大贵和小田就被派往现场调查新案子了。
圆圆被绑票之事，就这样处理了。三分局方面当时没有想到，这起案件还要重新展开调查，而且是分局与省厅政保处联手调查。
四、七个嫌疑对象
回过头来，看省厅政保处对井端阳特务案的调查——
井端阳落网后交代出了他的三个下线，但对于其顶头上司“国防部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组长“野马”的情况却始终说不清楚。侦查员起初以为是其故意隐瞒，可是反复讯问下来，最后认为井端阳可能真的不知道，于是，就只好通过其他方法寻找“野马”的线索了。
根据省厅党委的命令，政保处抽调五名侦查员组建专案侦查组，组长由政保一科科长衣博中担任，组员除了之前负责调查井端阳案的吴富生、李春君，还有纪雷和翟芝峰。
据井端阳交代，保定解放前夕，上峰向他布置潜伏任务时告诉他，今后他归“野马”领导，“野马”会在必要的时候发出指令。按照特务工作的纪律，井端阳不能询问“野马”是男是女、姓甚名谁、住在哪里等等，只有点头唯唯诺诺的份儿。后来， “野马”向他下达指令，给了他一个必要时可以通过通信联系的地址——第二区双彩街769号宏运大楼，收信人姓名是许祚中。井端阳在4月中旬收到“野马”寄给他的那封被雨水淋湿无法阅读的信函后，曾向上述地址发过一封说明情况的信函，这封信并未留下落款地址，只写了“内详”两字。可是，对方并未回复。井端阳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但不敢再去信，更不敢冒险前往双彩街宏运大楼看个究竟。
警方对井端阳交代的三个潜伏特务的讯问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他们仅仅知晓“泰胜景”、“刘老三”、“史鸿鄂”（都是井端阳一人的化名）是他们各自的上司，也是通过密信联系，双方从未谋面。至于“野马”，三个特务甚至都没听说过。
侦查员问井端阳， “野马”写给他的信函是否保存下来了。井端阳回答说，按照特务工作的规定，这类信件都是阅后即焚。侦查员又问他对于“野马”来函的印象，他说“野马”的行书写得很好，一看就知道是有国学基础的。
5月9日上午，侦查员翟芝峰、李春君奉命前往宏运大楼调查。那是一幢半新不旧的四层公寓楼，有六十来家住户。底楼楼门内一侧的墙壁上设有上下几排木制信报架，据公寓看门人辛大爷介绍，每天邮差骑着自行车送来邮件时，那些汇款单、挂号信以及无法放入信报架的邮件都是交由他签收的，而普通信件和报纸等，邮差都是直接放入信报架，让收件人自取。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宏运大楼的住户，是否也可以让别人把信件寄到这里，回头他自己到宏运大楼来取呢？
辛大爷回答，可以，因为大楼的产权所有人——“宏运面粉厂”老板莫胜天先生对此从未有过禁止的规定。抗战前两年这幢公寓大楼竣工时辛大爷就是这里的看门人，十六年来，不但允许外来的非住户来此取信件，甚至还经常义务为附近一些不方便接收挂号邮件的居民代收信件。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
这下，翟芝峰、李春君的心凉了。如果“野马”不是这幢大楼的住户，他让井端阳把密信寄到宏运大楼，自己瞅个空当JL悄然前来把信取走，谁也不会留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