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韦阿宝，到了大堂之上，县太爷对她也不客气，就想让韦阿宝幡然悔悟，韦阿宝却说是嫁鸡随鸡，县太爷就下令对韦阿宝掌嘴二百，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刑讯的处罚。
围绕杨月楼一案，社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各方迅速分成了同情派与重惩派两个对立的阵营。金桂戏园的人和喜欢杨月楼戏的观众联名作保，试图解救杨月楼。与此同时，一些封建卫道士乘机上下活动，使官府出面禁演了一些所谓的淫戏，并颁布告示禁止妇女进入戏园看戏，为此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开放口岸，杨月楼一案又发生在租界内，虽然由于当事双方都是中国人，案件归清廷地方上海县审理，但是案件争论的激烈程度还是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他们不能理解中国的良贱之别和婚姻观念，认为杨月楼与韦阿宝自愿结婚完全是个人的正当之事，无可非议，遭受如此严刑重罚不近人情，毫无道理。
此后，社会上的一些报纸也介入进来，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其中，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案情报道最为详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以至于后来都影响到了外国的报纸，连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这样的舆论压力，使得当时的这个县太爷也很无奈，便按照清代的诉讼程序，把这个案子转到了他的上一级，松江府知府的手上。松江府的知府叫王少固，把这个案子转给了他属下的另一个县令来复审，这个县令据说是娄县的，跟上海县知县关系不错，就不客气地明确告知杨月楼，说你不许再喊冤枉，又打了一百板子，接着核准了原来上海县的判决，仍然维持“拐盗”之罪，判杨月楼流配四千里到黑龙江。
几天后，杨月楼被押解到江苏巡抚衙门定案。江苏按察使司的长官叫马宝祥，这个人早被上海县叶县令买通了，所以马宝祥也维持了原来的判决，然后按照司法程序转给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核准后上报到了刑部。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案子当然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同治十三年的四月份。这个时候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了。韦阿宝父亲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这个案件的最终认定。但他在家族利益的压力下，不仅认可了上海县令的这个判决，而且他公然表示，自己的这个女儿做出这样有辱家门的事情，就不再认韦阿宝有父女之间的名分。
韦阿宝的父亲最终抛却亲情，选择了退缩与逃避，充当起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任由官府重判此案。韦阿宝最终被判行为不端，发落到普育堂，交由“官媒择配”。协助杨月楼与韦阿宝完婚的乳母王氏也遭受酷刑，被判在县衙前枷号示众10天。受社会上杨月楼与韦家母女私通谣言的影响，韦母在羞愤中病故。而此案的男主角杨月楼则被判流刑，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等候刑部的批文。
三
在等候中，决定杨月楼命运的日子即将来临。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生日这一天，宫内唱戏，慈禧认为这些剧让她看得不过瘾，她就问到了身边的一个太监，也就是李莲英，她说这些戏目的表演者，都不如杨月楼演得好，这个杨月楼现在在做什么呢？
上海杨月楼一案，李莲英也有所耳闻，特别是这个时候案子已经由地方上报到了刑部，更使得李莲英有所了解，他就向慈禧说起了案子的原委。慈禧听后，也觉得有点儿奇怪，就随口说，不就是个违律为婚嘛，何至于闹得如此严重？因为在杨月楼一案发生的同时，上海县境内这种违律为婚的案子不独此一个，与它相类似的案件屡有多发，而这个上海县做出的判决大都是杖一百，也就完事了，可唯独杨月楼一案闹得如此满城风雨。慈禧接着随口说，没必要判这么重的刑，他是个唱戏的，他该在什么地方唱戏就让他唱戏好了，别荒了他的戏文。这样就一锤定音了，下面的官员心领神会，就打算轻判。
另外的一个事情却非常凑巧。就是到了第二年初，光绪皇帝登基要大赦天下，杨月楼刚好可以归入这种特赦之类，所以杨月楼轻上加轻，最后被判定杖责八十，遣送回籍。
又过了两年，杨月楼为了自身的生计，又上台唱戏，出于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的不满。之后娶了唱苏州评弹的沈月春，生了一个儿子。到了杨月楼41岁的时候，他临死前把自己的独子托付给了京剧名家谭鑫培，他的这个独子以后更了不得，就是一代国剧宗师杨小楼。
杨月楼一案从案发到结案，前后经历的时间一年有余，但是它所引起的种种社会争论，所折射出的这些传统观念的变革，实在是意义深远，在这一点上，它并不输于那个经年累月、审理不断，最后影响颇大的杨乃武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