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苏北古黄府有一个姓夬的塾师，格外与众不同，有两大古怪之处。其一，他不像别的塾师谨遵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训诫，而是对孩童挑三拣四——资质愚鲁、反应迟钝的傻孩子不教;品行端正、聪明伶俐的好孩子也不教，却专拣那些大人们都觉得顽劣难驯、调皮捣蛋的“坏孩子”来教!也别说，他教出的学生，且不去说那些中了秀才中举人的，就是那些没有读出功名的，长大后无论干了哪一行，居然都成了行当里的状元!其二，他更不会像大多塾师那样，为了报酬同家长从年头争到年尾，而是别有定规——到了年尾，他的报酬由家长看着给：认为教得好就多给些，认为教得差就少给些，甚至可以分文不给。但可怪的是，每到年尾，家长们给他的报酬总是塾师行中最高的!
由于有这两大怪处，又由于他这姓的读音本就念作“怪”，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称呼他为“怪先生”。
怪先生“怪”名在外，所以每到年关，聘他去坐塾的家长们总是快把他家的门槛踏破。
不过，这一年的年关，怪先生的家却门可罗雀，居然没有一个家长登门拜访，他不由地甩着袖子连连叹气：“咄咄怪事，咄咄怪事!”
到了正月十五，日过正午，终于有一辆双开门的轿帘马车停在了怪先生家门口。车夫是个精瘦汉子，利索地拉开轿帘门，一个管家模样的小老头走了下来。管家自言姓刘，说受主人吴员外之命特聘怪先生府上坐塾。本来，怪先生觉得他没按自己的规矩把学童带过来瞅瞅，心里老大不高兴，有心拒绝，但转头望见身后的老妻和几个半大不大的孩子，怪先生不由一声长叹，接过定金，头一低上了马车。
马车拐弯上道跑得挺快，但直到天黑，那车夫仍一个劲扬鞭催马。怪先生很快就不辨东西南北了，一惊之下索性在车内闭目打坐。不知过了多久，马车终于在一处红灯高悬的大门前停下。怪先生下车一看，只见四下尽是黑黢黢的山岭，眼前孤零零一座大院别无人家，门额上写着“义和山庄”几个大字，好怪!
此刻，一个衣着体面的红脸汉子迎上来，不用说，他就是一家之主吴员外了。一番嘘寒问暖后，吴员外将怪先生引入客厅。厅内已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吴员外和刘管家轮流把盏，向怪先生敬酒。怪先生不觉酩酊大醉，待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吴员外这才领他来到书房。书房里窗明几净，正中还张挂着一张孔夫子像，帷幄外一高一低两张桌椅相对，看来要教的只有一个学童。怪先生不由又暗自咋舌：为儿子单请一个家塾先生，这吴员外非富即贵!
这时，刘管家领着一个年方八岁、乳名叫瓜娃的学童一蹦三跳地走了进来。在吴员外连声催促之下，瓜娃挤眉弄眼、极不情愿地向孔夫子像和怪先生各磕一个头，算是完成了拜师仪式。就在吴员外和刘管家向怪先生献茶、攀谈的片刻工夫，瓜娃冷不防抓起书桌上的毛笔，饱蘸浓墨，一转身“刷”地在孔夫子像上涂下了又长又粗的一条竖线，雀跃欢呼道：“看我给孔老头添了根拐杖，他不用担心走路跌倒喽!”
吴员外面色顿时尴尬起来，不安地望着怪先生，惟恐他怪罪之下一怒而去!不料怪先生却喜上眉梢：“小小年纪便知道尊老，孺子可教，孺子可教也!”吴员外抹抹额头上的冷汗，同刘管家对望一眼：这个怪先生果然怪得与众不同!
末了，吴员外向怪先生拱拱手：“在下出门在外事务繁多，不能常陪先生，山庄里的一切由刘管家打理，您生活上有不便之处尽可向他提!”随后又递上一把戒尺，扯过瓜娃，叮嘱怪先生对瓜娃严加管教，若不听从，尽可用戒尺打!瓜娃却翻翻眼珠撇撇嘴，一把挣脱，跑到书房外玩去了。怪先生见状，微微摇摇头，心说：怪事何其多也!
自这天起，怪先生开始教瓜娃识字描红，但瓜娃总坐不住，人在书房心在野外，一天认不了几个字。怪先生便索性领着瓜娃走出书房来到山野，瓜娃说抓鱼他就下河，说掏鸟他就上树，两人在草丛里捉蛐蛐、采野花、躲迷藏……玩得不亦乐乎。不过，怪先生抓来鱼，瓜娃要认个“鱼”字;掏来鸟，瓜娃要认个“鸟”字……如此大半年下来，瓜娃竟也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上的字认全了!渐渐地，瓜娃对怪先生产生了对父亲般的依恋，言听计从，言谈举止也变得文绉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