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芳菲尽。电视台作了工作总结，广告经营中心依然没有结账，新闻宾馆、九州旅行社和安远电视购物网等这些经济实体也无人提及，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忘了角落。
我又心灰意懒，不再像去年那样提什么建议，硬逼着但昌达跟广告经营中心结什么账，确定下年的什么承包基数。五十四岁又六个月了，都是快要到点的人哪，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可下午来上班，发觉我办公室的门还是被人踢坏了，门页断了销，门框破了边。我叫来台办主任看了一下现场，他说楼道里有监控录像，调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肇事是谁人。我说不用麻烦了，这个人就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把我的办公室砸了也无妨，我查清了肇事者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我心中有数就行了。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我在我的日记本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按照组织反映意见的程序，我给但昌达打电话，手机两次都拨通了没人接。我就只好给宣传部长报告，部长说在开会。我说不用你在手机中讲话，我只给你报告一个情况。
报告完了，部长没有吭声。办公室主任找人给我修补了一下，正在门框上钉钉子，但昌达回来了，我如实给他说了。他好像没事一样地笑了笑，我补了一句，这事我已经给部长报告了。但昌达这时就变了脸，眉头一皱：“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就越级汇报？”
“我给你汇报了呀，打了两次都通的，可是你不接，我就只好向部长报告。”
但昌达看了手机，上面果然显示有我拨出去的两次未接。他说：“哎呀，我有个应酬，中午喝高了就睡着了。”
我明知道他不会理会这事。与但昌达翻脸之后，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到外出差从来都是不予批准，县内开会也没有车坐，可对我负责终审的节目却看得非常认真，稍有一点出格的地方就拿出来吹毛求疵，如果有哪一处错了他都要在大会小会上批倒批臭，连跟在一起工作的人都受到牵连，生怕我在搞突发性新闻采访报道时点到他们。摄像大邬和撰稿小裘这样的年轻人都很聪明，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开我走路。
但借着这一件事我可以撂一下挑子。我说，我在值班时总感觉到身后有暗箭瞄准着我，随时准备因为某一个动作不到位作出牺牲，而现在又有人明火执仗地砸我的门，这说明我已经失去了人心，失去了看片终审的基础。别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而我是暗箭难防，明枪也不好躲。在中国官场，绝大多数时候，阳谋比阴谋更厉害，所在我决定退位让贤。
我宣布不再值班的第二天，宣传部就打来了电话，匡正权说部长要找我约谈一下。
宣传部长只比我大两三岁，也算是老熟人或者可以说是老朋友。部长之所以能够谋到今天这个高位，是官场的一个奇葩。在三十六岁那年，他碰到了生命中的贵人。贵人贵不可言，是来部长的出生地走访他父亲当年的避难之所的。他的父亲是个大人物，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走麦城在部长家躲藏，是部长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他。父亲临终前有个遗愿，就是要贵人到他当年的恩人家去看一看。这一看部长就时来运转了，先是进一家国有企业当了工人，后来企业改制丢了饭碗就转入行政单位当办事员。我任副总编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畜牧特产局的科员，四十出头挪到农机局当了副局长，继任农业局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应该说，他对媒体都是高看一眼的，每次有要我们帮他露脸的事，都是恭敬有加。五年前，他以五十岁的高龄增补进了县委班子，继而转任宣传部长。母亲的恩德荫及了儿子，让世人徒生羡慕。
应该说，部长上任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后是勤勉的，渴望能干出成绩来回应那些在背后质疑他的那些人。印象中，他跟我已经谈了两次话，一次是在但昌达上任不久，他来台里观看我们文艺频道组织的“唱响安远”的大赛活动，坐在一班获奖歌手当中，就像坐在一群绚丽的花丛中。仿佛枯木逢春，他笑着跟我打招呼，说你是台里的老革命了，也不想再当所谓的正台长、正总编了，要在余下的时间里要辅助好但昌达。他还年轻，以前也没有搞过新闻工作，你要多跟他当参谋出主意。他是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而你的归宿也不错。电视台的班子严重老化，需要放血，我会提议你在最后两年改任台党总支副书记，然后再平稳着陆。第二次是在幸晨曦的问题稿件处理之前，部长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我，语重心长地跟我说，电视台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你作为主要领导有责任，组织上看到这种局面很寒心，决定要拔钉子。我连忙声明不要搞错了，我不是什么主要领导，要拔钉子就拔吧，像我这种老家伙早下早好。部长说，我想把你改任为主任科员，那样就可以内退养老了。我喜之不胜，连声说好，好呀，那敢情好哩，我就等着这一天。
没想到一等就是一年，作为“钉子”的俞总早给拔了，在但昌达的主持下，部室主任都已更换了两茬，连乔露露等一干小丫头片子都成了老资格的副主任，而我这颗“钉子”却还顽强地钉在值班席上。现在终于等来了，部长开恩，我就要马上卷铺盖走人。
宣传部长这次约谈的地点不在电视台，也不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在距县城八十里外的桃源山庄。那里是蚌湖镇的一个文明单位，他在那里检查工作，想起来要跟我谈一谈。
我从上午八时搭乘班车，辗转两个小时抵达山庄，部长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见面就用责备的口气兴师问罪：“我叫你八点半到，你怎么到了十点钟才来呀？”
我解释说：“不是我有意拖延，而是我坐的班车要转几次才能到这里。”
“你们台里没有车吗？”
“有车呀，可那是别人的私车，而我没有钱买。”
“鬼扯，你们台里明明配备有一部新闻采访车。”
“没有呀，我怎么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我亲眼看见但昌达都坐过。”
“哦，你说是那部车子呀，那是人家但台长的私车。你说我一个糟老头子，怎么好意思让人家领导私人帮我出车呢？”
部长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改换话题说：“我听说你昨天又撂了挑子，怎么啦，有什么想法？”
“我能有什么想法？我不值班，非不为，是不能，像我这样百无一用的老朽，早该走开了，省得碍了别人的眼。”
“你不要动不动就耍脾气。你我都为党工作不了几年，要珍惜这不多的时间，站好最后一班岗。”
“部长，你前几次谈话不是要把我必任非领导职务吗？怎么到现在没有下文啊？”
“下文也要有个过程。”
“我一生没有找组织的麻烦，现在就求求你，帮我下个文好不好。”
“下文是组织的事。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谈一谈未下文之前你值班的问题。”
“部长，我们电视台不是哪个人的，我在台里值了将近二十年的班，难道组织上安排的但台长，他们就不能值一天班吗？”
“你说别人可以，要但昌达值班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他是一把手。”
“一把手怎么啦？一把手就不能值班，一把手就不能以身示范？一把手就不能起个带头作用？”
“一把手要开会。现在会多，一把手开会都忙不过来。”
“中央不是说要转变工作作风，少开会，开短会吗？”
“你……人家有全面工作要抓。”
“什么全面工作？请问部长，他主持电视台全面工作后，抓的哪一项事情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他又让哪一档节目有了让观众拍案叫好的新起色？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这个道理无须我饶舌吧？”
部长显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过了一会，他用近乎无赖的口气对我说：“反正他不能值班，电视台的节目改版由你负责。”
“凭什么？”我不依不饶，声音不由得也高亢起来，“我们台历来都有一把手亲自采稿亲自拍片亲自终审的优良传统，怎么轮到他这里就不行了？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还只有三十多岁的年纪，难道就不能带领群众干，干给群众看吗？”
“老孟，你原谅他一下，小但还年轻，你要搞好传帮带。”
“部长，我怎么样做才算搞好传帮带？什么叫传？如果我站在他的前头，要把接力棒传给他，这叫传，他的接力棒不是我传给他的，我的接力棒要传给他，他愿意接受吗？什么叫帮？我如果比他行一些能干一些，我才可以帮他，他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还稀罕我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来帮呀？什么叫带？带也是要站在别人前头才有资格说这话的，人家坐着宝马早就跑到前头去了，我一个拉破牛车怎么带啊？”
“我说不过你，老孟，你回去组织开一个班子会，在会上狠狠批评教育但昌达一顿。”
“我组织开会？开班子会？我敢吗？你是说我老糊涂或者说气糊涂了？我受党的教育也是近三十年了，组织原则我还是懂的，我不是班长也没有受班长委托，我会闭起眼睛来组织开这个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