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普通的上班族，每日工作之余的消遣是为儿子讲述自编的推理故事。爱观察社会百态，相信万般善恶皆有其源，力图经由拙笔打破标签化的人物设定，通过字里行间阐述多面人性，引起读者共鸣。写作启蒙阶段，受雷蒙德·卡福、森村诚一、夏树静子等名家作品影响，多以日本社会为背景，以极简主义、社会派推理作为作品主线，不刻意追求推理小说中的犯案技法，以“为留给读者一个拍案叫绝的结局”为目标，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行前行。
我坐在巴士的皮质座椅上，看着一扇扇窗户挨个传递着窗外的景色。长途旅行总是让人疲乏得难以招架。这种疲乏，不同于倦意，但你必须虔诚地如同挑选床铺一般，认真挑选接下来几个小时要与你为伴的那张座椅。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角度，总要有一个感觉舒服的理由。
眼下，我屁股下面的这张椅子就很不错。虽说表面上有洞，看上去不如新的讨人喜欢，但并不碍事，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不一样。椅背上的洞口，呈现不规则的锯齿形状，传递着曾被烫穿过的潜在信息，我甚至能闻到它已经散发殆尽的焦味。是哪个乘客干的？也可能是正在驾驶的司机。他一边开车，一边抽着烟。这已经是近一个小时内的第五根了。或许他真该找个地方停下歇会儿，以避免那些因疲劳驾驶引起的小概率车祸事故。
在这个数据至上的时代，小概率事件越来越引起不了人们的兴趣。一旦可以预判，就不存在小概率一说。我从帆布包里翻出耳机，塞进耳朵，按下播放键。手机软件自动为我推荐了几首歌曲。机器的理由是：下午3点、旅行的第四天以及汽车所在的位置。它夸张地跳出了一个提示框，问我是否有人结伴而行。我选择了否。机器便又对歌单进行了一次刷新。这次，排在第一位的是一首古典钢琴曲，贝多芬的《六个变奏》，四手联弹作品中的代表作品。
巴士转过一个弯，道路两旁的桦树变成了银杏。时值冬季，黄叶渐已凋零，不规则地铺在路面上，任由车辆挤压。这样的景色，在我的家乡也有。在这座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异乡城市，这样的画面未免太触景生情。司机把烟头在地上踩灭，有节奏地踩下刹车，车到了某个站。我抬头看了一眼车上显示的巴士时刻表，与预估时间不差分毫。
车门打开，无人下车，只有几个排队准备上车的乘客。人群中，一位孕妇正吃力地抬起右腿，随后左腿跟着搬上同一平面。她站在车厢中央，我招呼她来我身边坐下。
孕妇来到我面前，腰间的肚子显得突兀。我折过身，为那个被衣服遮住的肚子让道。然而空出的空间并不够多。我只好站起身，让她先坐在我的座位上，再向里挪动。
离下一个车站约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巴士在路中间的专用道上飞驰。孕妇上车后，拿出纸巾擦了擦汗。
“刚才还没和您说谢谢。”孕妇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她声音很灵巧，在耳道里跳跃。
我摘下耳机，礼节性地报以微笑。“你客气了，这个位置本来就空着。”我说。
巴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路口高悬着的红色信号灯上的每一个小亮点齐刷刷地形成一个点阵。寒暄告一段落，我决定先介绍自己。我告诉她，我正在做一次度假旅行。每年春夏交替，我都会来这里。
“这样的工作梦寐以求，”她无不羡慕地说，“固定的长假期。”
“并不是你想的这样。”我耸了耸肩。
“不是？那是怎样？”她一边低头关心着肚子，一边问。
“还是聊聊你吧，”我摊开手掌朝着肚子的方向比划了一下，“看你这样子不是来旅游的吧？那个……还有多久？”可能是久坐的原因，她的肚子隆起得比刚才更明显。根据我的经验，离分娩期不会太远。
“你说还有多久？我觉得一开始她就在。”她笑着说，“我叫琳。”
她接着问起我的工作，一副好奇的样子。
“我曾经是个侦探。”我说。
她面露惊讶：“官方的还是私人的？”
“私人侦探。你不会认为侦探真的只要依靠头脑就行了吧？”我反问。
她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我未能读出任何内容。
“私人侦探总是让我骄傲，”我下意识地直了直腰，“请别介意我用这样的形容词。虽然我们的工作在人们看来，只是在暗处调查，在暗处跟踪，甚至搞些窃听、偷拍之类的工作。无论如何，当棘手的案件迎刃而解，尤其是赶在官方之前得出结论的时候，那份荣誉感前所未有。你是新入职的菜鸟也好，是老鸟也罢，这是私人侦探的永动力。”
“像上个世纪的福尔摩斯一样？”她问。
我摇摇头：“故事里的侦探不能都像我，容易让读者忽视他思维方面的能力。”
私人侦探对我已经是过去式。我忘记是从何时起，也许十年前，或者更早，当数据开始大行其道，我们的工作就陷入了泥潭。人们管它叫“数据时代”，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数字信息，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兀自疯狂运算着。有一天，它像决堤的洪水，瞬间遍布全球，任何角落都要直面来自于它的考验。
然而数据大体上是好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类的思维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那些传统、僵化的工作轻而易举地被数据代替，一些本来被认为需要大量人脑投入的工作也意外地受到了冲击。很快，一种基于人类生活数据的采集系统出现在公众面前，人们的生活彻底被“数据”二字覆盖。警方借此对人类生活轨迹进行后期的追踪、分析和判断。在数据面前，去伪存真如同儿戏。于是，数据的巨浪终于汇集到了侦探事务所的门口，它捏成一个拳头，把门扉砸得粉碎。
三年前，我关闭了事务所，赖以生活的经济来源就此切断。接下来，侦探工作变得不再被允许，因为任何对于私人数据的采集行为都是对人类生活数据采集系统的一部分，被界定为非法。于是，我正式失业了。妻子不出意料地带着孩子离开了我，毕竟在我身上看不到任何前途。我相信，在数据时代，机器会为她选择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丈夫。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琳饶有兴趣地问。
“是哪个方面的？育儿经我可不输给你。”我回答。
“是侦探故事。”她说，“我是半个推理爱好者。”
“反正时间还有很多，不妨听听，让我这个过气的侦探也练练脑子。”说出侦探二字的时候，我下意识地降低了声音。
“主人公就用‘我’吧。”她说。我常听别人讲故事，不过很少会有人主动用我作为称谓。用另一个名字或是我朋友如何如何的不在少数，虽然背后往往就是他本人的故事。
我全神贯注地听琳讲起“我”的故事。
“前几年那件连环杀人的新闻听说过吗？”她问。
“哪件？我知道的有很多，这里的，欧洲的，我都很关心。”我自信地说。
“横跨东西海岸的那件，连环杀手，凶手未知，至今未曾结案。”她说。
我明白她说的是哪一件事了。八年前，这宗案子在这片国土上影响很大。要知道，连环杀手、逮捕未遂等等关键词都会令公众陷入恐慌，人们无法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不会是自己。在这个数据保障安全的时代，这样的恶性案件是不可容忍的。
她不知从哪里找出一张广告纸，拿出笔在纸的背面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并在上面左右两侧依次写下一到三的序号。她把纸放在肚子上，每划上一条线或者写上一个字，我都担心肚子里的小家伙提出抗议。
“假设这是地图，虽然我画得不太好。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对吧？”她不等我回答，继续说，“这里是东海岸，那里是西海岸。我这个连环杀手登场了。第一次出现在这里，没记错的话，是一家五星级宾馆。”
“如果你真是杀手，就不应该说‘没记错’这样的话，”我说，“第一个受害者是罗贝尔·切尼，当地法院的检察长，被一刀割开了喉咙。对吧？”
“这种杀人手法……”她说，“太暴力了。我的意思是，应该很难逃脱才是。”
“而且，凶器——一把餐刀，当警方赶到现场后，还插在切尼的喉咙里。我的警察朋友说，切尼是去那里买春……你也知道，人一旦传出负面新闻，公众对他的印象自然大打折扣。于是，有些人会同情施暴者，但是事情应该一码归一码才是。”我说。
“于是警方认为很容易便能抓住我。因为酒店有摄像头，刀上有指纹，一定还有很多其他我疏忽的地方。我要问一句，世界上存在没有指纹的人吗？”她说。
“有，至少有可以实现的办法。不过，没有经过指纹采集的人，一个都没有。”我说，“警方那次栽了。刀上的指纹和指纹库里的不匹配，查无此人。警方根据尸体受到伤害的程度判断，嫌疑犯为成年男性。因为那种程度的伤害，绝非柔弱女子可为。”我来回比划着用刀割开喉咙的动作，琳认真地看着。
“不管经过如何，警察没有抓住我。”她得意地说，“我过了第一关。”她说着，在纸上把一号数字涂成了黑球。
“不过，他们就此提高了对你的警惕，你这样一个游离在数据监管之外的人，太危险。”我说，“你不受数据的控制，这很糟糕。”
“第二次是两年后，穿越整个国家，在西海岸。同样的手法，遇害的是迭戈·卡莱尔，在他的公寓里。”她一边在纸上画上一条长长的直线，一边说。
“这次就更不可思议了，凶器还是插喉利刃，依旧嘲讽般地留下了清晰的指纹。把公众的记忆拉回到上一次发生的案子，凶手还是同一个人。你，也正是这时候出的名。这是挑衅，不过，你又赢了。警方所能做的，唯有把案件再次录入电脑留档。指纹比对的结果，指向两年前的那个不知名的杀手……受害的卡莱尔，是当地一所大学的讲师。甚至不是一个教授或者校长什么的，我的意思是，没人关心他的死活。”我说。
“这一次的控制更加严密了，为什么还是让我得手了？”她说。
“嗯……真可以说是天罗地网。”我摇摇头，“他们终于想明白了，你绝不是那种闯入公寓偷盗，误杀归家主人的那种毛贼。当然，也可能是切尼案件的时候疏于调查吧，警方开始把两名死者联系起来……”
“结果呢？”她问。
“没有联系。”我无奈地说，“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人。”
“你觉得，这样的人际关系成立吗？”她摆出采访我的架势，手里握着假想的话筒。我看着她十个手指的末端，指纹都好端端地在那里盘旋着。
“数据时代，‘零接触’的人际关系一去不复返。”我用了一句电视里经常说的广告语回应她。“过去，这样的案件就会被定义为随机杀人案件，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关联，仇杀或是情杀，动机都少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下，这反倒成为了精心谋划的案件……横跨大陆，上百公里的距离，同样的手法，嚣张地和警方开战……零接触？数据保证了这片大陆上，任何两个人之间一定能建立起某种联系。不经过精心的选择，怎么会产生零接触？或许我应该改行去做推理小说作家……至少这个题材，机器不愿去写。”
聊天的气氛变得紧张却不乏乐趣，我和琳像是躲进了侦探主题的野营帐篷里，一个期待结果，一个卖着关子。
“喝点水，或者补充点营养？”和孕妇在一起，多少总有些不自在。我承认，我的思路被琳的肚子分了心。
“请您不要扯开话题，”琳说，“好着呢。似乎对这样的故事，他也很感兴趣呢。”
“好吧……接下去是哪个倒霉蛋？”我问。
“本·波特罗，总算轮到了个名人。也许我想出出风头？不过，他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名望实际上大不如前。”她说。
“波特罗，人类生活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功臣之一。他负责的是安全部分，既通过数据管理国土安全，又保障系统本身免受攻击。他在医院的家属休息区遇害。他的太太那天正在接受身体检查，后来那个太太，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我揉着太阳穴说。
“看来你对这件事很了解。”她说。
“感兴趣罢了。”我说，“我是个还过得去的侦探，曾是。”
“杀手似乎就此收手了。”她说。
“波特罗的遇害场面和之前两个人无异。”我说，“每次犯罪总有动机，可能你已经达到目标了。”
“好了，到你的答题时间了，我想听听你的判断。”她像是说累了，换了个舒服的姿势靠在椅背上。
“我先强调一下，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想知道，警方是否会因为私人侦探行业的消失而后悔。比如说波特罗，他是否会后悔？如果有我们这样的人在工作，也许他就不会死。这大概就是私人侦探的自负吧。”我看着琳，慢慢地说。
“我不是天资最好的侦探。据我所知，至少有五、六个私人侦探，还在悄悄地，从侧面关注这件事的发展。他们和我一样，只能从有限的渠道了解这件事，随后在自己的脑中拿出某种基于有限资料的判断。我们不知道对错与否。但是，我们还在坚持。”我继续说。
“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一本日本的推理小说。那里面描述的场景，和我们现在正经历的有些类似。嫌疑犯和警察坐在同一辆长途汽车上，朝着某个终点驶去。嫌疑犯向警察说起他某次巧妙犯罪的经历，那是个几乎天衣无缝的案件，他始终逍遥法外。当然，他有他的苦衷，不过这不是犯罪的理由。”我对琳说。
“警察推理成功了？”她问。
“是的，”我说，“那是个很聪明的警察。仅凭借描述，就推理出了手法，甚至连动机都说得八九不离十。你知道，在日本是有案件追述期限的，所以到了站，警察和嫌疑犯和平分手，各自离开。不过，我说这些你别误会，我并不是说你是那个嫌疑犯。”
“我还在期待你是否能像那车上的警察一样，把我们故事里的‘我’指认出来呢。”她说。
“我的切入点，是三个死者之间的关系。我必须再强调一次，在数据的管理下，没有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以我们二人为例，当我们在这辆巴士上遇到之前，在我们各自人际关系网的某处，一定有交集，那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很远，但需要那个点出现的时候，它就一定在那里。这也是数据系统在安全管理方面的初衷，真正实现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这三个人却有些例外。最后死亡的波特罗，是公众人物，想调查清楚他的关系网相对简单，网上比比皆是。然而，这张网走到尽头，也没有切尼和卡莱尔。这是为什么？我想到了一点，他们和波特罗，和我们，不在一个维度上。打个比方，我们和波特罗在地面上，在同一张大网的不同绳结上，而那两个家伙……怎么说好呢……是波特罗打起的一把伞，他们在那把伞的伞骨上。他们脱离了地面，波特罗不撑伞的时候，或是将那把伞藏在橱柜里的时候，线索就断了。警察也好，侦探也罢，理不清其中的关系，就只能将它作为随机杀人事件来处理。至于原因，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希望日后有人把他们三人联系起来吧。”我说。
“波特罗何时会撑伞呢？”琳问。
“谁知道？他构建的数据世界下雨的时候？如果那里一直是晴天又如何呢？未雨绸缪，买了把伞，结果雨并没有降下来，这也是常有的事。”我说。
“那么我的动机呢？”琳继续问。
“这一点上，我没有推导的把握。你，这个连环杀手，毫无疑问和这把伞脱不开关系。根据我的判断，你也许是伞骨上的一个环节，或者，就是伞面上的一滴水，至少你是知道有伞存在的那个人，陈述完毕。虽然说出来有些扫兴，但按照时刻表，还有十分钟就到车站了，是时候揭晓谜底了。”我说。
琳摇了摇头，我看着她，不知何时起，她的双眼红肿了起来，里面装满了透明的液体。
“是伞上的扣子。”她像是怕我听不懂似的，又具体描述了一遍，“伞面上的那个扣子，有它在，伞就打不开。”
我诧异地看着面前的女孩，努力地理解着她前一秒钟的比喻。
“在很久以前，当数据世界的潘多拉之盒还未打开的时候，有人预计到了它的价值。只是，价值有属于自己和大众的立场，好坏并存。有一些人绕到数据的背后，想把那个终年不见光的地方拿出来，让黑暗代替光明。有人站出来阻止，但形单影只，他失败了。”琳说着，双眼微眨，眼泪掉了下来。
“波特罗、切尼、卡莱尔，还有其他一些人，负责设计数据安全管理系统，他们企图通过掌握公众所有隐私的方法，来实现对这个国家的管理。而对他们而言，他们在数据的背后，在你所谓的那把伞上，不受数据的监管。那个失败的阻止者，看到了背后的龌龊勾当，但无力回天。波特罗们绝不能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他们利用数据分析，有计划地采取了暗杀行动，让数据世界的恶有了第一次出场机会。那个失败者，和他关系网中的绳结被一一摧毁，甚至连松开的机会都没有。”琳说。
“失败者的一切信息被彻底抹去，就像他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他们认为从此安全了，但黑暗总是会遗漏些什么。暗夜里的一道光，稍纵即逝，没有人在意。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失败者说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因为人类生活数据采集系统在他们的周围造起了铜墙铁壁，波特罗们都刀枪不入，阻止者毫无胜算。直到有一天，失败者的女儿从国外秘密地回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琳用纸巾擦去泪水，接着说。
我惊讶于故事主人公的即将出现，离真相越来越近的时刻，也是最扑朔迷离的时刻。
“她从踏上土地的那一刻起，拍摄样貌，采集指纹，抽取一管血，被放在人际网络的某一环节。他们没有注意，这个从国外归国的女学生，目的不仅仅是回国就业这样简单。”她双拳紧握，放在膝盖上。她的肚子随着急促的呼吸起伏不定，我真担心里面会有什么突然跑出来。
“于是，她……你开始了一场为了父亲的复仇计划。面对的敌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三个人……”我接着她的话继续分析，“然而，举步维艰，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隐藏的……”
“一旦开始了，就无处可藏。”琳说。“我必须赶在落于被动之前，想出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不可能是你！我刚才已经说过，每个凶案现场的指纹，都不可能来自你这双手！”不知为何，我有些激动，话语里的那个你，已经不再是假设的凶手，而是面前哭泣的女孩。巴士的广播里传出悠扬的音乐，这是即将到达终点的提示。
“是谁在配合你？”我问。
“没有谁，任何一个人卷进来，就多了一个漏洞，对于复仇计划而言都是不安全的。我看到父亲遗体的时候，他就躺在那里。我抓住他的手，无论如何用力，他还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琳的眼里闪过一丝寒意，“父亲不在了，但他的双手变成了武器。他的指纹已经被注销了，在数据世界里不复存在了。借用他的手，可以将那些敌人绳之以法，而不留下任何证据。他们要在现实生活中，把四手联弹的亡魂曲亲自送到波特罗们的面前。”
“你是说……那些罪行都是用父亲的手犯下的？死者的手还能握住刀？我们不是在讨论科幻……”我说。
“这不是科幻，”她说，“一双僵硬的手自然毫无用处。但如果把它嫁接在孩子身上，当相同的血液灌入其中，它就能获得新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人体部位的移植，在世界上已有先例。纵然有些排斥，慢慢也就习惯了。”
“这不可能……”我瞪大了双眼，上下打量身边的女孩。
“数据时代，”她说，“只有小概率事件，没有不可能。”
琳将我的右手从胸前摘下，缓缓地放在她隆起的肚子上。她的手接触到我皮肤的那一刻，柔滑感遍布了我的全身。我的掌心轻轻落在那个本以为是圆球形状的肚子。在衣物遮盖下，它的轮廓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一、二、三、四、五，五根粗壮有力的棍状物体，不，或许更多，粗细各异，长短不一。那分明是五根手指！它们在衣物底下蠕动了几下。我看了看琳，她的双手垂在身侧，一动不动。我把手缩了回来。那五根手指下又跑出另外五根，它们交叉在一起，捏成了一个大拳头。琳的肚子继续蠕动，像胎儿做着某种只有自己知道的运动。
“从坐下以后，就没有动弹过，都快发麻了。这是最麻烦的地方，虽然能自由控制，一段时间不动，却也会发麻。如果不扮成孕妇，一个年轻女孩有这样大的肚子，会招来麻烦。”琳说。
我难以想像琳的身体上，嫁接着父亲双手的可怖场面。想必三个受害者，在看到那个场景的一刹那，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是那三个家伙害死了你的父亲对吗？”我问。
琳点了点头，她的泪水不再流出，激动的情绪也趋于平和。
我长舒了一口气，不愿再过多纠结于这则侦探故事背后的细节。
“这样草率地告诉我……一个不相干的人，真的妥当吗？”我问。
“人和人的相遇，本来不就是机缘巧合的吗？”琳说，“刻意的安排才不妥当。希望有一天，你能恢复侦探的工作，还有其他许多的职业，都能重新回来。如果你不做侦探，写小说也行啊，至少你可以写我。”
巴士驶入终点处的公交枢纽，这里是城内最大的换乘站，巴士、地铁、火车应有尽有。乘客们纷纷起身，在车门口排起了队。琳把食指贴在嘴唇上，做了个安静的动作。她像孕妇一样，拉着扶手慢慢站起身。我呆呆地看着她，双手麻木。车里的人们都忙着思考自己的事，没有人在意这个行动缓慢的孕妇。
车门打开，乘客们告别巴士，钻入不同的建筑物内，就这样瞬间消失在城市里。临下车前，我问琳接下去的打算。
“侦探故事告一段落，生活还在继续。我平均几个月就会换地方居住，一个总是待产的孕妇，会引起怀疑的。”她笑着说。
我和她道别。我的生活也还要继续。
她站在那里，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和我挥了挥手。随后，把双手捏在一起，垂在肚子上。我知道，她和父亲的手又放在了一起。或许只有那个时候，她才是感到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