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的主课题，都需要提前一个月完成初稿，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在月底前拿出完整的文字报告。
接下来，我用尽办法，总共面访了六名被判了监禁的犯人，还有一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死囚。
面对我，他们或是绝对沉默，或是长久痛哭忏悔，没人能冷静地接受采访。
眼看半个月过去，事情却几乎毫无进展，我就难免有些焦虑起来。
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朋友约我出来聊聊。
几杯啤酒闷下肚，我就开始倒苦水，说起杂志社的生存不易，养家糊口的艰难，还有那毫无进展的课题。
朋友名叫吴涛，我习惯喊他老吴。
我们是一个家属院里长大的孩子，后来，还一起读了四年的心理学本科。
本科毕业后，我步入社会，他则读研、读博，一离开校园，就成了本地精神病院的一名副院长。
听我说了一阵，老吴喝了口酒，眉头微微一皱，说道：“老张，关于你这个预谋心理的课题，有个人，说不定能帮到你。”说着，他抬起手，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后颈。
“你？”我当时误解了他手势中的深意，白了他一眼，哂笑道，“吴院长，你个研究儿童心理的博士，就别跟我装什么犯罪心理大师了。”
“不是我。”老吴放下手，仰起脸，微微一笑，“是我们院里的一个病人。”
“病人？”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看着他的眼睛，觉得这话有点意思，“什么病人？”
“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叫叶秋薇。”
“叶秋薇。”我低头看着杯中的酒，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她是去年秋天入的院。”老吴舔了舔嘴唇，语气有些怪怪的，“当时，是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押运过来的。接人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会是个虎背熊腰的凶恶大汉，谁知道车门一开，出来的却是个挺瘦弱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