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玉发现她的学生陈同没有来上课，这让她感到十分不安。
最近几日，学校附近出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穿着黑风衣，脸上有一道难看的刀疤。每天下午放学时，他便在学校对面的小饭馆里吃饭。他总是坐在靠近店面大门的位置，用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打量着从校门里蜂拥而出的孩子们。
陈同的父母如今在深圳，他的奶奶在去年过世了，家里只有他和爷爷陈大丰两个人。作为班主任，钟玉便对这个孩子格外上心一些。她给陈同的爷爷打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接听。
钟玉决定利用中午的时间去陈同的家里探个究竟，陈同和他爷爷所住的村子离胡安镇较远，其中有一段是山路，没有公交车，也不适宜骑车，所以每天陈同都要步行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
钟玉满头大汗地赶到了陈同家，但是小院的大门却紧锁着，村民告诉钟玉，前一天晚上，陈同的爷爷忽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便在孙子的陪同下，一起去了镇上的医院看病，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难怪！钟玉更加担心了，她匆忙赶回胡安镇，但钟玉在医院里找了一圈儿，也没有发现陈同爷孙俩，再打陈大丰的手机，依旧没人接听。
难道是在半路出了什么意外？钟玉连忙报了警，民警也沿途寻找了一遍，仍旧一无所获。到放学时候，钟玉发现那个黑衣男子没有出现，心里更是一紧。
她在家里一直等到晚上8点，陈同的邻居也没有打来电话——她离开陈同家的时候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附近的村民，嘱咐他们一旦爷孙俩回家，务必要通知她。
钟玉又给陈同的父母打了电话，谁知他们竟然认为老人一定是带着孩子去了别的地方，是钟玉大惊小怪了，他们甚至责怪钟玉，说她不该报警。
钟玉从没有遇到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她拿了钥匙和手机，决定出去散散步，缓解一下愤怒的情绪。
胡安镇一入夜便格外安静，店铺门都早早关了。当她走到学校附近时，突然感觉自己的后背被一块石子给砸了一下，她很诧异地四处张望——只见在西侧街角，一个人影闪进了一条胡同。
那人穿着黑色的风衣，依稀就是那个疤脸男人的背影。钟玉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黑风衣走得很快，显然对这个小镇的道路了如指掌。
钟玉不敢打电话，生怕因此跟丢了对方，但同时她有些畏惧——刚才的那个石头来得实在蹊跷，倒像是故意引起她注意到黑风衣似的。
钟玉往四周看，视线里有一家小卖部还开着门，老板娘支了张桌子，和几个邻居在店门口打着麻将。店门口还停着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这个时候回头还来得及。她摸出手机，刚要拨打，黑风衣却突然掉头奔了回来，一巴掌将她的手机拍打到地上，钟玉忍不住大叫了一声。
“你要是想那个孩子活，就别作声！”黑风衣恶狠狠地压低声音威胁她。
这边的动静已经引起了小卖部老板娘的注意，她向这边张望着，钟玉强忍着惊惧，默默地看着黑风衣把手机捡了起来还给她，它已经摔坏了。
“对不起。”黑风衣大声说，同时严厉地瞪着钟玉。钟玉犹豫着，她仍有求救的机会，但是黑风衣的话却掐住了她的要害——如果不是凶徒，他怎么会说“那个孩子”？
“没关系，你下次小心点。”钟玉也大声说。
老板娘把头转回了麻将桌。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钟玉鼓足勇气问。黑风衣的话却大大出乎钟玉的意料：“孩子的父母在深圳中了彩票大奖，有人绑架了老头和小孩，想要勒索孩子的父母。”钟玉的第一个念头是“荒谬”——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自己的学生身上？
但是他既然知道陈同的父母在深圳，那么他的话就有了一定的可信度。如果绑匪已经打电话给了陈同的父母，那么倒也勉强可以解释陈同父母那古怪的态度了——他们一定是被威胁不得声张。
“你怎么会知道？”钟玉觉得相信这个人太冒险了，而且黑风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她？
黑风衣没有回答，他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交给钟玉，指着西边的一座修有红砖平房的农家小院：“看见前面那个房子没？人可能就关在那儿，我先去探探，要是真在那儿，我就出来给你招手，你就打电话叫警察来。”钟玉犹豫着，这事到处透露着古怪。
“我不能去报警。”黑风衣很清楚钟玉在想什么，“我身上有案子，警察会抓我。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道上的人也会找我麻烦。所以只能找你。”钟玉目瞪口呆，她没想到黑风衣的背景竟然如此复杂。
“你一直在跟着我？”钟玉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出来？”黑风衣摇着头：“我不敢确定，你要是不出来，我也只好自己冒险了。”
“那你为什么要帮他们？”钟玉说出她脑中唯一的一个可能性，“你是陈同父母的朋友？”
黑风衣不置可否。
“我要过去了。你帮我望风，一会儿要是有人要进那房子，你就去找那个老板娘吵架，声音大点，我能听得到。”他叮嘱说，“一定要等我出来再报警。我现在还不敢确定人就在那儿，要是打草惊蛇了，他们那帮人可狠着呢，会马上撕票的。”钟玉本来想等他一走立刻就打电话报警，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撕票？”
黑风衣苦笑：“老师！你有时想得太多，有时又想得太少。”
钟玉忐忑不安地看着黑风衣朝那小院摸去，小院外没有人，他动作利索地翻进了围墙，消失在了钟玉的视线中。
她看看周围，又看看自己手里的手机——这事儿实在有些难以置信，她竟然在帮一个罪犯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