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晚，趁妻子到小区的总机房上夜班时，他开始实施早就有的计划——去隔壁那些卖金银首饰的姑娘宿舍里偷笔钱回来。她们既然是珠宝公司的，肯定有钱。
大约凌晨3点，夜深人静，他套上短袖，穿上牛仔短裤，戴好白手套，取出预先准备的折刀，为确保走路无声，只穿一双线袜。他先将自家的房门虚掩，留下逃匿的后路，然后从自家卫生间窗户钻出——那儿与103室的阳台间隔不足一米，只消一迈腿即到。隔壁的阳台虽然密封，但据他观察，阳台窗户和大门每晚都敞开着，他很顺利地进入室内。
进屋后，首先是睡在东墙下的姑娘发现了他，她使劲蹬腿喊叫。同屋姑娘醒了，有人拉开了灯。赵连荣没想到屋里有这么多人，他知道坏事了，她们都认得他！这个念头让他顿起杀机，挥刀扑向她们。响声惊动了外屋的一个姑娘，跑进来查看，他又猛地冲过去，将她刺伤。
当他回身扑向西北墙根下的另一张双人床时，那个受伤的姑娘趁机跑出宿舍，并下楼敲一层住户的大门。他提着刀追杀出来，姑娘再跑，刚跑出楼梯口，就被他扑倒……
杀死了这个姑娘，他返回103室，头脑里已经全是“斩尽杀绝”的念头。见一个受伤的姑娘正在趴着打电话，赵连荣便冲过去一把将她从电话机旁拉开，继续砍杀……随后，他又用力撞开北屋紧闭的房门，将独住的女巡视员砍杀。
行凶后，他翻看她们的提包、拎包，没有发现珠宝首饰，钱包里也只有几十块钱。他不敢久留，立刻逃回家中，在卫生间把作案的衣裤全部洗干净，又把手套剪碎扔进马桶冲走，然后打开热水器洗澡，才发现大腿因为扑杀楼下的姑娘时倒地摔伤了，正在流血。
要了八条人命，却没有弄到几个钱，赵连荣上床躺下，看到身边熟睡的儿子，感到后怕，呆了十几分钟，听到外面尚无动静，便抱上孩子，三十六计走为上……
赵连荣说，他杀了人，第一个拨通“110”报案的竟是他的妻子；他想方设法隐匿罪行，妻子却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这只能用“恶有恶报”来解释了。
此后，王军向赵连荣提问，问的全是不为人注意的细枝末节。大家认真听着，知道这是在印证对现场的先期判断。
1999年7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赵连荣特大杀人案，判处赵连荣死刑，他没有提出上诉。7月21日，赵连荣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但这无法挽回八名受害女孩宝贵的生命。回想此案，王军常常扼腕叹息。从现场看，女孩们长期不关阳台上的门窗，是为了享受凉爽的过堂风——不少家庭都会在夏天这样做，但这竟给蓄谋已久的歹徒提供了可乘之机。
破获“5·30”特大杀人案，历时仅仅一周，有媒体说DNA检验是本案侦破的关键；还有人说，案情本身就比较简单；更有人说，破案靠的是运气。
DNA检验确实为侦查增添了力量，但只有准确圈定了嫌疑人，检验才有可能发挥作用。面对一个杂乱无章的现场、毫不熟悉的被害人和一堆可以理出无数可能的头绪时，如何才能找到一条清晰和准确的线索，循着它找到通往答案的路径，这考验着每一个办案人员的头脑。在本案中，找准“血袜印”这条线索，就是所谓的“运气”。但对于王军而言，这“运气”的得来，实在不足为奇。
2003年4月中旬，中国突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把一种新型传染病毒命名为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同时宣布中国为“SARS疫区”。很快，北京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机关都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从城里到郊区的大街小巷、公共场所都人迹寥寥。而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王军和所有的刑警们，在这一特殊的时刻仍然坚守在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