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注定不安分，中国北方正闹着轰轰烈烈的义和团，有位老公子哥不得志、很郁闷，冷冷清清地来到南京，打算在这里定居养老。南京这地方从来不适合韬晦养志，任你是个什么人物，灯红酒绿的秦淮河边一住，革命也就基本到头。
这位老公子哥便是散原老人陈三立，说他老，他此时48岁，按照古人标准，确实没多少年折腾了。说公子哥，他是晚清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两年前戊戌变法，出身名门的四位公子，呼风唤雨何等风光，不曾想风云突变，维新人士成了康梁乱党，“维新四公子”之一的谭嗣同被押往菜市口砍头，其他三位没掉脑袋已算幸运。
“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既然政治不好玩，会丢了身家性命，散原老人开始全心全意地玩文学，玩纯文学。当时的文坛，说白了就是诗坛，小说是标准的俗文学，给下里巴人的老百姓看，士大夫和文人看重的还是有传统的诗歌。谁在诗坛上最牛，谁就能执文坛之牛耳。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将散原老人尊为“及时雨宋江”，一百单八将中排名第一，由此可见其地位之显赫。
要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真犯过什么严重错误的话，就是没把这奖项颁给俄国的托尔斯泰，并且也不知道中国还有个散原老人。毫无疑问，作为诗坛祭酒，作为当时中国文坛最有代表地位的诗人，如果他老人家获奖，不但众望所归，关键还能增加这个文学奖的含金量，毕竟中国传统诗歌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谈到诗坛，虽调侃，也写出了当时的部分真相。一位叫董斜川的诗人吹嘘自己曾跟散原老人聊过天，说“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认为“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
小说家的话不可以太相信，当不得真，不过玩旧诗，通常倚老卖老，会看不上新诗，新诗人却不得不对前辈表示恭敬。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慕名拜访散原老人，散原老人比泰戈尔大9岁，也算是同时代人。徐志摩屁颠颠地给他们当翻译，免不了一些客套，相互送书，拍照，究竟说了些什么话，有过什么样的文化交流，也不得而知，反正多少有点象征意义，毕竟当时中国和印度最好的两位诗坛大佬见面了，这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