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开年会，老板在年会上哭穷，说公司利润低，没有钱，所以大家多担待一点。年度奖金没有了，你能想象得出吗？给每个员工现场发了20块钱的红包！大家不光是愤怒，还都很鄙视他。公司赚钱的时候你也没有给员工多发福利，赚钱少了你让大家分担，凭什么？！发20块钱，连打出租车的钱都不够。那天晚上我打车回家，花了60块钱。中国的私企确实还不正规，不拿员工当人使。
“户口问题当然对我有影响。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的员工交工资的12%，农村户口的交6%，少一半，养老金也少将近一半，我的工资条上都有。医疗标准也低，是最低医保。我在的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我原来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有车有房，父母都操持好的，不用自己操心。人家挣一点都是自己花，轻松得很，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喝喝咖啡，谈谈朋友。咱哪敢去看电影啊，结婚前还去过几次，结婚后一眼都没看过。
“前几年没有压力，从去年开始，感觉压力太大了。说实话，在职业方面，我一直很努力，一直在进步。但是，没有感觉越过越好，而是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觉社会不安定。坐公交车会莫名其妙地想，这一车人，要是出事咋办？我现在每天在国贸那里倒车，看着人来人往，头晕、胸闷，莫名其妙地就觉得恐惧，感觉空气都是让人恐惧的。每天在办公室坐着害怕下班，在家里害怕上班，感觉危险。刚上班那两年挺高兴的，现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抬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来北京8年，还是有奔头，比待在家里强，但是没有家里安逸。2011年以前我一直生活在生存线上，今年我会转回来，摆脱生存线，往生活上发展，再过三五年，估计能往优质生活上发展。
“我自始至终还是想着挣一笔钱回家，没有想着在北京安家。因为它不接纳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户口、房子、交通，都不行。我想要的安逸生活根本没办法实现。在北京，生活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指望我的工资挣大钱的可能性还是不大，就看你侄女的服装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有些人素质很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了个×，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堂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画着刀的长度，表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
“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些鱼。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很安静、很清静的生活。人，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所以我得挣一大笔钱。如果挣不来，我肯定回不去。我不会在北京住，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家乡的生活比这儿的安逸，每次回家感觉呼吸都是舒服的，氧气很充分，精神很振奋。”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置。
从正林家出来，暗灰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城市，阴郁、杂乱。要下雪了。回想坐在正林家的感受，有一种冷硬之感，像石头一样没有生机。恐怕正林自己也难以相信他能够实现那个梦想——回穰县，回村庄，坐在池塘旁边安静地做梦、发呆。因为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梦，但慢慢地，都把它遗失了。正林挤车的情形，他粗糙、仓促的家，他拿着刀在那个地下商场的叫骂，和他的奢华的、高雅的、能够展示城市内在活力和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我在很多年轻人那里都看到了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
（槐 荫摘自花城出版社《出梁庄记》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