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钱不好开口，对于好脸面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如此。但相较之下，贫穷显然更让人难堪。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里说，鲁迅的某个学生因为受人坑害而被捕入狱，他的太太来找鲁迅借钱。明明知道是狱警敲诈她，交了保证金也不会放人，鲁迅仍然借钱给她。内山对此表示非常不解，鲁迅对他说：“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这样慷慨的鲁迅想必是想起了自己从前窘迫的时节。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日记》，随处可见的是记录借款事项：“4月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圆的高利贷）;4月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因为常常被拖欠薪水（比如《鲁迅日记》10月24日记载的“下午往午门索薪水”），鲁迅还经常要借新债补老债。和周作人决裂之后，鲁迅搬家买房，也是借了许绍棠的钱，才得以凑齐房款。饱尝借钱之苦的鲁迅，对于窘迫的青年人，确实慷慨。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数不胜数。青年作家叶紫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
在遇到鲁迅之前，萧红就和借钱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婚姻，萧红离家出走，从此走上了一生的流浪之路。在流浪中，她无意遇到了堂弟，他请她喝咖啡，劝她回家去，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堂弟便问她是否需要钱，倔强的萧红回答“不要”。她总是这样倔强，哪怕是到了绝望的境地，也不肯跟人借钱。她和王恩甲同居7个月，住宿费都是赊欠的，王恩甲有时还向老板借钱用，这样累计起来有600多元。王恩甲对萧红说，他要回家拿钱来还账，然后便杳如黄鹤，一去不返。最终，萧军救了她，把她从旅馆里带走，那钱依旧没还。
和萧军在一起的萧红还是继续借钱，他们到了哈尔滨，先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后来搬进了商市街萧军做家庭教师的人家里。在那个时期，萧红写了《商市街》。这简直是一部“借钱”主题散文集，饥寒交迫是萧红那段时期生活的主旋律。她饿到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饿到写信给原来中学的绘画老师借钱。她有一篇《飞雪》是写冷：“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柴，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最终，萧红走进当铺，用一件新棉袄换来一块钱：“路旁遇见一个老叫花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当铺》）这就是萧红，哪怕自己朝不保夕，也不能不给路边的叫花子一个铜板。她似乎总是这么慷慨，1938年武汉被围，端木蕻良只身入蜀，怀孕的萧红滞留在武汉，朋友设法给她留了5块钱傍身，可是她豪爽地请大家吃冰，连找回的零头都送给了冰店的服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