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到派出所办事，这已经是我跑的第三趟了，就为了一个十分钟便能办好的证件。大厅里，穿着警服的男工作人员一边和身边的女同事嬉笑，一边打着官腔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各种例行的问题，磨蹭许久，正当我怒火攻心几乎要拍案而起之际，《武林外传》里郭芙蓉的俏脸鬼使神差地出现在我面前：“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
我若闹将起来，就能顺利把事办了吗？我告诉自己，不能。我若闹将起来，“衙门脸”就能弃恶从善了吗？我的生活常识告诉我，还是不能。
所以，我只有忍。但我一边忍一边鄙视自己。
离开派出所的时候，我瞪了男民警一眼，愤愤地想，你欠我一个对不起。
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能装这种“良民”多久。
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兽性。所谓“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是吾辈”，作为有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装文明人，但不可以装圣人。
2014年“十一”放假回老家，我听说了另一个关于“对不起”的故事。
一个秋意萧瑟的上午，父亲带我看完太康陵之后，又带我去瞻仰了我的祖先顾佐之墓。顾佐是明朝建文年间的进士，永乐年间官至左都御史，为官刚正，被人称作明朝的包拯。他晚年解官归里，为太康县乡民屡办好事，传为佳话。
他的墓在太康西南的一大片麦田中，立有“顾氏族谱第四次修葺纪念”的石碑，墓前两根3米高的石头柱，名曰“拴马桩”。据父亲讲，“文革”期间顾佐墓被破坏，两根拴马桩也被附近一个乡民趁乱拿回家中，但从那之后，这拴马桩拴马马死，拴驴驴亡。那乡民一家恐慌不已，又悄悄把两根拴马桩送回了原处，烧香磕头，向老祖宗道歉。
这也许是乡野传说，我却似乎看到，即便穷乡僻壤，也总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老爷子叫骂，“道统！道统！”这是一种民间最朴素的敬畏。
你好
几年前的“十一”假期，我和两个同伴曾一起坐了三天三夜的汽车，从成都出发穿行了川藏线。沿途风景的大美自不必言，所谓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当我在车里被陡峭的山路颠簸得一蹦三尺高、脑袋重重地撞在车顶时，窗外浩瀚无边的蓝天白云成为最美丽的安慰。
进入藏区之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景象。那就是在行程中的山路边，每当遇到藏民家的孩子，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三三两两，总会向我们的汽车高高举手行礼。有一次，一个正在路边解手的孩子远远看到我们的车，裤子都来不及提起来，便慌不迭地光着屁股向我们敬礼。
我以为他们是为了索要东西。于是，在一个堵车地段，当一群孩子又在向我们敬礼时，我试图从车窗里向他们递出几块钱，他们却嬉笑着跑开了。
车上的藏族向导见此告诉我，这些孩子并不是为了要钱。他们向外地车辆敬礼是因为在当地的学校，老师告诉他们，外来的游客促进了藏区的经济发展，也为他们创造了上学受教育的条件，所以在路边看到外地车辆都要表示欢迎和敬意。
我听完之后，默然了。在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除了卖盗版光盘的和推销保险的，很难想象有人在熙熙攘攘的街头随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
20世纪40年代初，翻译家戴乃迭曾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后来在回忆录中戴乃迭充满感情地提到当地的农民，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称赞“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戴乃迭是英国人，追随夫君杨宪益来到中国，历经各种政治风波，“文革”期间又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处如此极端的环境，她依旧恪守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每当看守送饭给她时，她总是报以“谢谢你”。
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戴乃迭，还是大字不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尊严都是化性起伪、文明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性情积淀和德行培养。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这本书中说：“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中国，犬儒主义者装孙子，民族主义愤青装大爷。而在我看来，与其肆无忌惮地发泄心底的戾气，不如抑制住对伪善的厌恶，先装一装文明人。
（娇 子摘自《齐鲁周刊》2014年第41期，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