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栋阴暗的废弃大楼里认识了一个湖北女孩。大楼是一家非法代孕地下组织的窝点，女孩是个单亲妈妈，一年前在老家生下一个孩子，孩子未满周岁，她就来北京，等着有钱人家挑选她代孕。我问她：“你不想孩子吗？”她反问我：“想啊，那能咋办？穷呗。”
女孩名叫小露，1993年出生，代孕一次赚19万元，如果孕期出现危险导致子宫摘除甚至死亡，老板会赔5万块钱。我问她：“你了解这件事的风险吗？”她看着我，稚气未脱的脸上全是迷茫。
春天的时候，我认识了另一位母亲，她的工作是，在患者即将离世的时候，说服家属捐出患者的器官。她常常被怒吼、推搡、咒骂，她几乎每天往返于手术室、火葬场和追悼会之间，她总是凌晨回家，清晨又出发。
我问她：“这份艰难的工作你做了4年了，最难过是什么时候？”她说：“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儿子才4岁，每次我早出晚归，回家的时候他都睡着了。我们的交流，就是儿子每天睡前，都会悄悄把我早晨出门时鞋尖朝外的拖鞋，调转成朝里的方向，摆在家门口等我回家。”说到这里，她哭了。
这位母亲叫李翠英。2010年，中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截至2014年3月31日，共有4382名患者得到救治。李翠英是一名专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4年里，她牺牲了无数个陪伴孩子的周末和夜晚，一个人，完成了湖南全省一半以上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这两位母亲，让我感受到人间百态。记者这个职业，有时会让我记录这个社会的黑暗与绝望。就好像我会遇到像小露这样的母亲，因为贫穷，离开襁褓中的孩子，来到陌生的大城市，希望靠出租自己的器官赚钱。幸运的是，记者这个职业，也让我有机会记录这个社会更多的奉献与大爱。就好像我会遇到像李翠英这样的母亲，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说服他人无偿捐献器官。
不是没有过沮丧，从那栋废弃大楼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社会是不是有很多人病了。可是某一天，在结束了疲惫的工作之后，深夜我刷了一下微信朋友圈，看到李翠英转发了一条免费救治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消息，她说：“让我们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