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老人，并不是我新闻的主角，在我的报道里，她甚至没有名字。2014年5月，我在湖南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大瑶山邮路上，采访一位叫曾德春的乡村邮递员。在那条危险密布的邮路上，他走了25年，被蛇咬伤失去了手指，落下满身伤痕和一身病。2000年，因为在山里送信，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他却没能赶回家送终。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曾德春辞职了。
因为山路实在太险，其他人都不愿意干，山里的邮路就这样断了。然后，曾德春70岁的母亲发话说：“我能照顾自己，人家盼着你呢，赶紧送信去。”
后来我才知道，曾德春还有个哥哥，在大山里当了20多年乡村教师。村里最穷的曾家有两个儿子，兄弟俩都是劳模，却赚不到什么钱。不识字儿的老母亲总跟他们说：“喜欢教书就去教，喜欢送信就去送，钱多钱少的无所谓，对乡亲们有用就好。”
也是在这年5月，我在长沙认识了第二位老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16年，脖子以下高位截瘫，全身只有食指能动。他是一名大学教师，16年来，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校园里总能看到一位老妇人推着轮椅，送瘫痪的老伴儿来到中南大学相图实验室，给学生上课。16年间，他完成了一项国家863项目、3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培养出20多名博士、硕士，撰写了17份中国材料科学发展战略建议书。
我问他：“您靠什么坚持？”他轻轻地说：“因为我活着，对国家还有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着光。然后他的眼神又暗了下来，说：“我得抓紧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这位老人叫金展鹏，今年7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被国际学界称为“中国的霍金”。
这两年我们反复在讨论一个词——中国梦。我不知道一辈子没出过大山、斗大的字儿也不识一个的曾妈妈，有没有听说过“中国梦”这个词。但我想，曾妈妈是有中国梦的，她的中国梦，就是两个儿子“对乡亲们有用”。我也不知道，轮椅上日日夜夜与病魔做斗争的金展鹏院士，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他实现梦想的最后一段生命旅程。但我想，金院士也是有中国梦的，他的梦，就是“活着，对国家有用”。
作为一名记者，我的职业让我经常追问和质疑。可这份职业也让我开始了解，还有另一种信念叫“相信”。
在雾霾遮天、污水横流的今天，你要相信，环保组织里还有更多像岳彩绚这样的人;在医患纠纷频频发生的今天，你要相信，在医院里还有更多像李翠英这样的人;在老师这个词因一些人、一些事蒙尘的今天，你要相信，在校园里还有更多像金展鹏这样的人;在越来越多人追名逐利的今天，你要相信，大山里还有更多像曾德春这样的人;而在许许多多“曾德春”的背后，还有像曾妈妈一样的人。
正能量需要相信，中国梦也需要相信。我相信，并期待你像我一样相信。
（小 鸽摘自《中国记者》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