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站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是一张软软的沙发。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端，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起身迎接。其他医生各自散坐在周围，那个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否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他问。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一下可能出现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一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地说完。“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一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你们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做手术，有百分之六十的成功率;如果不做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说：“你来决定吧，现在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请尽快，按照检查结果，病人再不做手术，估计身体就没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楼顶。楼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防止有人轻生。
意外地，我遇到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一般情况下，此刻应该彼此缄默的，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
“是吧。”我这才意识到。
“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很想看过年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
“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
签完字，那个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我一些事：“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愿望越多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而这得靠你们。”
傍晚依然由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也好。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于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好？”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妈，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这么小。”
他着急了。
他叹了口气，说：“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做完手术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正确，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地叫道：“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了。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多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出头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准时被推进手术室。二伯、三伯和几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守在门口。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地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过了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他们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候室里的所有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着，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下午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说完，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被送到重症加护病房里，我到处寻找那个放烟花的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被送这儿来了吗？”
“没有，只有你父亲。”看护的医生说。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儿子。”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被同时推出去，就再没见过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地乘着电梯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地上，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