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后我第一次回家，是搭舅舅的车回去的。舅妈坐在前面给我们剥橙子分鸭脖，大一点的妹妹梗着脖子跟他们冷战，小一点的坐在我膝盖上，兴高采烈地玩游戏。突然间，电台广播从电子合音的国外小众乐队切换到了崔健的《花房姑娘》。舅舅用手指轻轻敲击方向盘，随口说了句：“他一开始就在北大食堂里唱，学生埋头吃饭，也没什么人理他，进进出出，掌声寥寥。一年后他再在大讲堂出现的时候，只能容纳1500人的空间，挤进了3000多人。”我有点蒙了，舅舅一边按喇叭一边继续说：“我也跑到了北京去听，还顺便爬了长城。”
舅妈在旁边掐他胳膊：“是不是跟你们那个系花一起爬的？”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那张照片，当时还清瘦的舅舅戴着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镜，站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牌子下，旁边是穿着长裙、长发披肩的系花。他搂着她，一脸的志得意满，和讲堂里那些年轻人一样热血、躁动，他们都觉得，理想会实现，姑娘也会有的。
我想我终于知道，外婆家抽屉里那些泛黄的苏联小说的读者是谁，那一摞不能再播放的旧磁带的主人是谁，甚至，那沓散落的诗稿的作者是谁。说吧，那段怀揣着文艺梦高唱要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旧时光，它们的失主是谁。
跟舅舅查证，他愣了一下，回头瞥了我一眼，说：“当时没人想进体制内或做生意，那时候谁都想当诗人，想学海子，学崔健，抱把吉他在女生楼下弹一天，给女孩子朗诵自己写的诗。放到现在，早就一盆冷水浇下来了。”我配合地大笑，他拐了个弯，在女儿“烦死啦，你们吵得我没法看动画片”的抗议声中，结束了这个短暂的话题，转而戴上耳机，听今明两天的股票走势。
如今，舅舅成了要刻意控制腰围的中年人，旁边是妻子，身后的女儿们埋头于微信和iPad，她们对崔健一无所知，而他也只是随口跟唱，刻意把尖锐的歌词唱得模糊。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宽大的车厢变得拥挤，20年前那个浑身荷尔蒙、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愤青，和这个关心证券指数、楼盘广告的中产阶层代言人狭路相逢，他们两两相望，他们不曾相忘，他是他深埋地底的火山口，他是他喷薄过后的岩浆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