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胡适先生的一则轶事。1921年，梁启超请胡适为自己的《墨经校释》写一个序言。胡适写了篇长文，赞扬梁氏对墨子研究的贡献，然后直率地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梁读后颇不快，在排版时，故意把胡适写的序放在末尾，而把自己反驳的文章放在书前。
梁氏的做法有些孩子气。胡适一笑置之。在日记中，胡适这样评价自己与梁氏的这次学术交锋：“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地短处，正是可爱之处。”胡适有着处“下”的良好风范，不计较，不斗狠，与梁氏的真性情相对应，胡适更显得博大雍容，温柔敦厚，有非常厚重的君子风。
处“下”不是懦弱，不是任人宰割。中国文化从来不缺乏勇于抗争的因子。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时，处“下”无论在道有，还是儒家，都是一种谦谦君子的风范，都受到肯定。孔在弟子面前，人来不是高高在上，相反，他与弟子平等对话，有时甚至被弟子逼得对天发誓，好可爱的一个老头儿！譬如弟子子路非常不满孔子会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因为南子这个人行为水端。但孔子却对天发誓说，如果我与南子的会面不合乎礼法的话，“天厌之，天厌之”。在孔子心目中，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老师没有任何特权可言。
这样看来，“甘居下游”，不是自甘沉沦，也许恰恰是向上的阶梯。譬如大炮，后坐力越大，射程才可能更远呢！处“下”，不就与这火炮的后坐力有相似的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