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她不能阻止我大量阅读文献。在查找资料时，我总是想找到一份报告，能告诉我一个准确的数字。大量研究显示，70%～80%的肺癌病人将在两年内死亡。这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希望。可是话说回来了，大部分病人年纪都更大，而且大量吸烟。有没有一份研究针对的是不吸烟的36岁神经外科医生？我年纪轻、身体好，也许这会有帮助？又或者，因为我的病发现得太晚，又扩散到别处，我的情况远比那些65岁的吸烟人士更糟糕？
我的很多亲友对我讲述了种种故事，比如朋友的朋友的妈妈的朋友，或者叔叔的理发师的儿子的网球搭档得了和我一样的肺癌，现在已经活了10年。刚开始时，我寻思着这些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同一个人，可以通过众所周知的六度分隔理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些故事无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和毫无根据的幻想。可是最后，这些故事渐渐渗入了我精通的现实主义的缝隙中。
接着，我的身体状况开始慢慢好转，这得归功于一种靶向药，专门针对跟我的癌症有关的某种特定的基因突变。我可以不用拄拐杖走路了，也可以说这样的话：“嗯，我能幸运地活10年，这对我真的不大可能，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还抱有一丁点的希望。
如果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几个月还是几年，前路或许会明朗很多。如果我还有3个月，我会去陪伴家人;如果我还有一年，我可以制订一个计划写完那本书;如果我还有10年，我可以回医院治病救人。“活在当下”的老一套说辞没什么意义：我应当拿当下怎么办呢？我的肿瘤医生只是这样说：“我没法给你一个具体时间，你需要去发现对你最重要的事物。”
在癌症被确诊前，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死，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在确诊后，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死，但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而现在我已经深切地知道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科学的问题。有关死亡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
医生们之所以不能向病人提供确切的预后，是因为他们做不到。有些病人的预期完全超过了合理范围——有些人希望自己能活到130岁，也有些人看到身上的一粒小痣就觉得死期将至——医生们有义务将对方的预期拉回到合理的可能范围内。
可是，合理的可能范围仍然十分宽泛。根据现在的治疗方案，我有可能在两年内死亡，也有可能再撑10年。如果你再将今后两三年可能出现的新治疗方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考虑进来，这个范围可能又会完全不一样。
病人想寻找的并不是医生们遮遮掩掩的科学知识，而是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找到已经存在着的真实性。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时刻，那一刻快要将我吞噬的不安突然慢慢消退。那时，我想起了塞缪尔·贝克特写过的9个字，我在多年前上大学时读他的书，不过一直都没好好读，但在那个瞬间，这句话清晰地在我脑海中重现：“我无法前行。我将前行。”我往前走了一步，反复咀嚼着这句话：“我无法前行。我将前行。”接着，在某一个节点，我顿悟了。
现在，距离确诊已经过去了8个月。我的体力显著恢复了。经过治疗，癌症暂时蛰伏。我开始重返工作岗位。我拂去了研究手稿上的浮尘。我写得更多、看得更多、感受得更多。每天早上5点30分，当我按下闹铃，僵死的身体苏醒，而妻子仍在我身边酣睡时，我会又一次对自己
（丘 扬摘自《斯坦福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