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我当了一家水泥厂的开山矿工，月薪34元，省吃俭用，总算清了彩礼。两年后，我到西安上了大学，一餐饭想多吃一个5分钱的馍也成了奢望。我过年去给未来丈人拜年，想讨个费用，每次得到的不过一二十元，觉得很扫兴。这又让我难免迁怨于无辜的“小辫”，甚至在我幼稚的心里有一种抵触“买卖婚姻”的冲动。“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认为不是说我，但我还是心虚。如何了却这桩婚事，成了我的心病。老实说，此时的我并无其他对象，来往的女子中，我不奢望与她们发展关系，主要是我自卑，只因为我不是城里人。同学中，谁的父亲是个股长，他都敢来吓唬我。于是，我们这些乡巴佬也就穷则思变，誓死改变人生的命运。
这时候，“小辫”在老家高高的山塬上修地送肥，拉着架子车疯跑。她期待着当了大学生的女婿娃来信，但是信愈来愈少，她的心事愈来愈重。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读不懂我的信的，甚至许多字都不认识。她寄给我的情书，也是她的一个上中学的堂弟代写的。这简直让我蒙了。有次过年见面，她妈抹着泪对我说：“我真后悔当初没让娃念书，一个‘穷’字把我娃害了，害了一辈子。”起先我在农村时，几个自然村在一起搞誓师大会，好在我们能照一照面，但说句话也难。之后一年顶多见一面，就越来越尴尬。
记得最后一次在她家，我看到了她的一张照片，四寸大，很好看。尽管那时我已心猿意马，但还是想得到这张照片。她不给，我伸手去夺，她的小辫扫在我的脸上麻酥酥的，同时我奇异地感触到彼此手臂贴肤的温存。然后我们触电般分开，像犯了错误似的不敢对视。在我们订婚的6年里，这是唯一的一次亲昵，因而难忘。
我们在麦穗扬花的季节分手，我送她回家，顺路去赶火车上学校。我和她都默默地走，各自揣摩心事。黄土路弯弯曲曲，藏在半人高的麦海里。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柿树的树荫里歇息，坐下来，依然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伤、叹息、怨艾、无奈，各自心底悄悄流淌的是一条无名的河。她玩弄着辫梢，始终一言不发。就在临分手的三岔路口，我们驻足，她说：“去我家吧！”她在乞求我，神色凄美无限。我还是硬着头皮拿定主意说：“不了。”她泪如泉涌，掩面回头，甩了一下小辫，快步踏上回家的路。我呆立在风里，她未回首，消失在小路的尽头。我的脚很沉，“一碗凉水一张纸”，卖了良心的是我，负心郎是我，伪君子还是我。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西安当记者，数九寒冬的天去陕北采访。返程路过老家时，在小城郊野的铁路旁，又奇迹般地遇到“小辫”。那时我头发很长，胡子好久也未刮过，裹着件棉大衣，一副流浪汉的样子。过铁道时，一位留短发、抱小孩的媳妇在我面前站住了。她望着我，我不认识她，我径直走了过去。不对！我的心砰地碎了！她不就是我曾经的“小辫”吗？我站住脚，回首望去，不可名状。这一次，是她驻足守望，而我却走开了。走好远了，我回头望望，她还立在风中。回到家，我告诉祖父在路上看到她的情景，祖父嫌我没搭话，老人家长长叹了一口气，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