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无数次从母亲与旁人的谈话中，听到她对父亲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仰慕、欣赏。在我的眼中，那是天下最完美的爱情，虽然没有王子也没有公主，更没有水晶鞋。为了让父亲能顺利地拿到医学院毕业证，外婆不得不提前终止街道分配给她的工作，用不长的工龄换成钱，帮父亲交清在学校欠下的伙食费。其实，外婆并不看好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年轻人。站在一个长辈的立场，她对他的健康和日后在家庭中可能承担起的体力劳动表示担忧。就像没有人能阻止母亲要去当一名乡村医生的决心一样，也没有人能阻止她成为这个年轻人的妻子。外公外婆也因此背负着对甄叔叔的歉疚，他们实在看不出，他怎么就不值得女儿去托付终身。
情况并不像父母想象的那样顺利。坐了四天的长途汽车，他们来到只有一条马路的县城，卫生局给了他们一纸通知：这些来自省城医院、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需要最基层的锻炼。于是，他们带着行李，又坐了一天的马车到达了乡卫生所，开始他们乡村医生的生涯。在他们来之前，这个卫生所里只有一个能给家畜治病的兽医。两年后，他们才正式成为县医院的大夫。在这两年期间，有一次，母亲因为翻山越岭去给一个难产的农妇做剖腹产手术，在回家的路上流血不止，因此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四个月大尚在腹中的男婴。对于一辈子都希望有个儿子的父亲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不得了的打击，他乐观地认为他们还年轻，孩子以后还会有的。但母亲当时的状况父亲解决不了，也没有条件解决，他们只好连夜跋山涉水到地区医院。父亲背着依然出血不止的母亲上路，蹚河水、走山路，在公路边等待愿意让他们搭顺风车的好心司机。在无数次被拒之后，父亲咬着牙说：“老子一定要生个儿子，长大让他当司机。”他绵柔的四川口音消解了这发誓赌咒中的狠劲儿。
他们终于可以回到县城工作了。除了临床实践，他们还办起了医疗短训班，杨宏毅便是短训班的第一批学员，也是父亲最得意的学生。父亲离开县医院后，杨宏毅接过老师的衣钵成了远近闻名的外科第一把刀。有一年，他希望自己在神经外科方面有更高的成就，于是到北京联系进修事宜，我们陪着他到过三四家医院，院方在看完他的学历证明后，十分不屑而且带着鄙夷的表情说：“我们只接受研究生以上学历申请者的进修申请。”杨宏毅并没有我预料中的沮丧，他说：“我还回去开我的刀，病人需要我。”他或许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作为一名医生如何才能得到病人的尊敬和爱戴——除了医术，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仁心。
父亲被葬回县城后这些年，杨宏毅是每年清明必去祭扫的人之一。
他还像从前一样沉默少言，喊了声老师，问了问母亲现在的病情，剩下的时间都沉默着。临走前，他掏出几盒吗啡片——这是他花了三四个月时间才攒起来的量，他说，这几乎是整个县医院的存货。“疼了就吃，没有了我再送来。”他不知道的是，吗啡其实已经不能有效缓解母亲的疼痛了。
我没有心情留他一起吃晚饭，把他送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住。“情况不乐观，还是送医院吧。”他尽量压低声音说。我笑了笑。“你害怕吗？”他又问。我还是笑了笑。
母亲躺在床上，眉头紧锁，服药前她勉强吃了几口粥，就又躺下了。如果没有生病，母亲今天一定要张罗一桌子的菜，在摆满百合花、白玫瑰的餐桌上，举着装有红葡萄酒的杯子，挨个祝福一遍，然后喝下。她不胜酒力，只要一小口，就会两颊绯红、目光迷离，她独自笑着，尽是妩媚和风韵，或者一句话也能逗得她笑个不停，笑得不能吃东西，趴在桌上抖着肩膀。她觉得这是失态、丢脸，但我觉得那是她最美丽的时候，因为她全身心地陶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