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人们怎样才能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群体中，仍能自由如初？回答便是社会契约——放弃天然自由，获取契约自由。如果说信任是一个契约社会形成的核心要素，契约精神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石。
学者刘瑜曾分享她在高校就业过程中体验的契约精神：去剑桥工作前，从面试、笔试到决定录用，前后8个月间，她收到来自校方、系里、学院的各种合同，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描述得异常清楚。从住房安排、医疗保险、工资系统、课程教学、信息隐私到计算机坏了可以找谁，甚至参加学院活动时该穿什么袍子……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大名一签，便意味着一切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一纸契约，打破了信任受血缘、地缘的限制，筑起更高水位的自由。相反，她的两位在中国高校求职的朋友，得到的“最有人情味”的回复则是：“差不多，到时候来吧！”刘瑜后来把这种反差，评价为我们的“精神文明”与英美的差距。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们研究和解释契约精神的热情从未消退：契约死亡了，契约再生了，契约危机了，契约至上了……这恰恰说明，一个现代社会对契约精神有着多大程度的饥渴。
即便是最古老的人格信任，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契约。就像木心在诗中写的：“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这份懂，是信任，也是信仰或信念，它是一种无约束机制的精神契约。只是，它洋溢着文明的味道，却未必能带整艘船驶向文明社会。
梅因在《古代法》中的观点，曾被视作现代性的一座里程碑：“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的社会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走向契约的运动。虽然在西方，身份与契约之间也历经反复转换，但这仍是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
信任的基石
没有契约精神，你信谁都难得永生。
有人说，“中国式复杂性”还在于：在多数人遵守契约而个别人不遵守契约的情况下，不守约的人反而可能得到超额利益。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会变得非常之高。信任力被极大透支，谁还信，还信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描述过“契约”与“正义”的关系：“人们在彼此交往中既尝到过不正义的甜头，又尝到过遭受不正义的苦头。两种味道都尝过了之后，那些不能专尝甜头不吃苦头的人，觉得最好大家建立契约：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打这时候起，他们中间才开始制定法律契约。守法践约者，被叫作合法的、正义的。”
我们身边，吃苦头的人太多了，尝过甜头的人又不好说葡萄甜。从这个角度看，两种味道都尝过的人或许越多越好。至少，这些“准契约人”，也是迈向契约社会漫漫长路的起步者。也有学者分析：“在中国，所谓明规则和潜规则之间，也有真空地带。契约精神和契约至上精神之间的距离，就在于此。”
郑也夫曾分析社会中的“契约人”，他认为，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分开，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
他以香港为例，描述了商业社会对契约精神的践行：“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完全绝迹，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法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象，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人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等行为，少见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
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任就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机制，是含蓄的契约，是不容易买到的独特的商品。世界上很多地区经济的落后，大都是由于缺少相互信任。”
建立信任的基石就应该从一纸契约开始——口说无凭，字据为证。